山西票號和同樣疲憊不堪的清王朝一樣，似乎隻需要一次維新變法，就可以重振雄風。曆史的確曾經把“維新變法”的機會，擺在了山西票號麵前。然而，在稍縱即逝的天賜良機麵前，他們以和清朝政府相似的思維、雷同的理由、同樣的武斷和固執，將“維新變法”扼殺在搖籃之中。這種悲劇的根源，就在於山西票號對於資本的致命潔癖，對於獨占權力的病態癡迷。“關起門來做大王，不容任何外人染指參與”的資本潔癖，使得山西票號錯過了一次次天賜良機。山西票號走下神壇、跌入地獄已將近100年。然而，今天仍有眾多的所謂學者、文人、專家，他們出於種種目的，回避事實、掩飾真相、篡改曆史、誤導大眾。他們將山西票號長年累月走鋼絲的冒險經營、在彙兌和透支拆借中樂不思蜀的真相掩蓋；將導致其僵化遲鈍、自閉固執的“黑社會化”管理，美化成所謂儒商的“科學管理”；他們虛構出“中國華爾街”的幻象；將導致票號最終覆亡的資本潔癖，描繪成“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骨氣”。當謊言以影視、文學的方式一再重複，已經無限接近“真理”。這些偽真理如果大行其道，比山西票號慘痛100倍的故事，將在中國企業重演。這才將是真正的悲劇。
一、晉商為自己的沒落與失信埋單
晉商，一度主宰明清經濟命脈的“天下第一商幫”，其創造的商業神話和文化理念曾讓無數追隨者頂禮膜拜，而短短100年後，這個經過五百年潛心修煉而建立的商業帝國頃刻間土崩瓦解，又著實令人扼腕歎息。撥開曆史的浮雲，反思晉商的沉浮，追尋其盛衰的軌跡，我們固然沒有理由否認當時內亂外患是造成晉商走向沒落的關鍵因素，但同時我們不難發現，從某種程度上說，晉商是憑借對自己所信奉和踐行的文化理念的忠誠，將自己推上了一個讓人無法超越的商業巔峰，而最終也是因為其自身對這種文化理念的背叛由自己終結了充滿傳奇色彩的晉商時代。
1.晉商“學而優則商”的代價
對於晉商，來自媒體評論的觀點各有不同，但是，筆者關心的是曆史上的晉商為什麼興盛了500年後，全軍覆沒，全盤皆輸。在20世紀初，山西太原被稱為中國的華爾街，但是如今的山西太原，經濟在全國是倒數，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倒數，這個問題非常值得我們研究和反省。
當然，晉商也有幾個優點值得眾多的商幫學習：
第一，晉商非常重視股份公司製度建設。應該說，沒有股份公司製度，晉商不會崛起，當時到莫斯科做貿易，晉商那是浩浩蕩蕩，單是駱駝就幾千頭。
第二，晉商從家族的血緣化走向地域化。確實，在中國幾千年的文化中，中國文化的包容性很強，其中家族文化的彈性很大。當然，對於晉商從家族的血緣化走向地域化，這當中風險的確很大，那麼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風險呢？研究晉商就不難理解，晉商從家族的血緣化走向地域化首先考慮的是同親，然後再考慮家族以外表兄弟，還有同學、同鄉等；其次，晉商特別強調，結成兒女親家，又把外邊的人轉換成自家人，從而消除晉商從家族的血緣化走向地域化的風險。
了解了晉商的優點，我們再來分析一下一個興盛了500年的商幫，怎麼說倒就倒，而且還倒得特別徹底。為此，我們反觀晉商，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晉商“學而優則商”，因為大多數“學而優”的子弟都被選拔為產業的繼承人。當然，優秀的人才留在晉商之中，對產業固然大有益處，但卻失去了為自己培養政治代言人的機會。渠本翹作為晚清的知識精英，由京官到外交官，在官場上積累了相當資源，民初還一度被任命為山西宣慰史。因此他的眼界較高。他主持的“雙蝠火柴公司”和“山西保晉礦務總公司”都屬於近代民族工業範疇，足見他已跳出了晉商傳統的路子。但是晉商的子弟們，如渠本翹者能有幾人？因電視劇《喬家大院》而聞名的喬致庸，雖是一個出色的商人，卻未能做出有意義的轉型，因此喬家票號在民國年間曆經馮玉祥、日軍、汪偽等幾次大劫，終致奄奄一息，最後在解放初期被人民政府接管，結束了長達200年的基業。
當然，晉商的典型特點還是官商，晉商曾經向官僚集團靠攏，但是隨著政府的覆滅，晉商也跟著死亡。早在明朝嘉靖年間，在江蘇的晉商就大力幫助官軍抵禦倭寇；清朝幾次用兵，晉商都踴躍承擔籌辦軍糧的重任；到了晚清，朝廷財力不濟，活躍在民間的晉商主動向朝廷靠攏，或恭迎“西狩”聖駕，或直接借款給朝廷等。然而，事與願違，晉商如此殷勤備至，換來的卻是以怨報德。因籌辦軍糧而至負債經營的介休範氏，最終被乾隆查抄破產，兔死狗烹。清末戶部積欠晉商的巨額白銀，因清亡而泡湯。俄國和日本均欠晉商巨額債務，皆賴賬不還，中國政府卻從未給予晉商任何支持。當然，晉商在“庚子之變”時還在竭力向朝廷輸誠，足見其見識短淺，較之搞“東南互保”的洋務派大臣如李鴻章、張之洞等，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在中國曆史上，隻有三種商人可以長袖善舞，長葆不敗：一是本身就是官僚或其親屬；二是與官僚扯上裙帶關係；三是與官僚發生解不開的黑幕利益千千結。這三樣，晉商一樣都做不到，他們既然要以義製利，就難免“熱臉貼上了冷屁股”，在治世尚能苟延性命，當亂世則任人宰割。
2.晉商把積澱了幾百年的商業誠信品牌給弄丟了
媒體對晉商的質疑和看法，筆者非常認同，至於晉商的沒落，主要原因還是晉商的失信，從以下幾個事件就不難理解晉商失信的代價：從汾酒的造假開始談起，生產假酒鬧出了人命，盡管中央下死手去查辦汾酒的假酒事件，還是有很多人到山西一不小心就喝到了假汾酒。運城的假水利建設事件，是政府官員搞所謂的政績工程來蒙騙黨和百姓。當時代賦予了山西煤老大的地位的時候，讓我們看看這些暴發戶都幹了些什麼？這些靠煤炭發財的人都把錢花到了哪裏去了？有多少個山西政府界的人士參股煤炭開礦？有的地方公檢法都成了煤老板，老百姓還到哪裏去尋找公正？
從這個層麵上看，晉商怎麼變得如此不堪入目？進入21世紀，社會文明高速發展的今天，晉商文化的大倒退讓所有的商幫汗顏！為了賺錢他們可以不擇手段，可以拿人命當兒戲。
晉商現在在所有商幫麵前所反映出來的現象是地方政府誠信的缺失，地方政府要不就是不作為，要是作為就製約經濟發展或者與非法者同流合汙。由於地方政府官員的環境誠信缺損必然導致地方民眾的誠信危機。好人和正義的人沒有了市場，那些奸邪小人可以大行其道，一個地方環境沒有了公信力，事物的發展的走向就變得非常可怕，一個地方的官員不能懲惡揚善，邪惡勢力就控製了社會的經濟命脈，就控製了一些貪官手中的權力，法治環境變成了人治環境，正義成了下風，邪惡必然占了上風。
誰來對晉商的誠信缺失負責？我們看到的是晉商裏的老鼠屎，怎麼也擦不幹淨。全社會都在講誠信，晉商對全國人民不講誠信，就是對自己的未來不負責任，晉商到了反思的時候。晉商的沒落不怪別人，要怪就怪晉商自己，是他們把老晉商積澱了幾百年的商業誠信的品牌給弄丟了。
3.晉商沒有完成兩種轉化而走向衰落
晉商沒落的原因很多，其中不得不提晉商因沒有完成兩種轉化而沒落：第一，沒有從封建商業資本轉向現代工業資本；第二，就金融來說，沒有從封建錢莊的金融製度轉化成為現代銀行製度。晉商為什麼沒有完成這種轉化呢？從根本上說，這與晉商的保守和封閉有關，而且保守和封閉在晉商的後期表現得特別突出。什麼叫做保守和封閉呢？也就是當年的晉商根本不了解世界形勢的變化，認為自己的錢莊、票號才是最好的金融形態。其實這個時候外國的銀行已經進入了中國，而且中國的銀行也最早基本上是由寧波人開始創辦的。
當然，現代銀行和傳統的票號有很大的不同，現在的銀行，資本特別雄厚，廣泛地在社會上實行招資。現代銀行先進的地方是講究貸款人必須有貸款保證，貸款時必須把貸款人的房契或者把工廠的地契拿來，銀行才貸款給貸款人。而傳統的票號資本都很少，大概是幾十萬兩銀子就算是多的，最多的幾乎沒有超過40萬兩銀子的，所以實際上資本的實力很小。另外，票號一般是針對大戶，很少針對小戶的。票號在借錢時僅靠個人的信譽。
對晉商的研究分析中，我們發現其衰落的內在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1）明清晉商是封建統治階級的附庸。如前所述，明初晉商借明朝統治者為北方邊鎮籌集軍餉而崛起，在清朝時，充當皇商而獲得商業特權，又因為清政府代墊和彙兌軍餉等而執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終靠結托封建政府，為封建政府服務而興盛。但當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時，山西商人也必然禍及自身。如誌成信票號，庚子事變後，曾將資本運往南方各省放貸，但辛亥革命中運往南方各省資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銀刻不容緩，結果賬麵上有應收銀400萬兩，有應付銀200萬兩，但實際上已無法周轉，被迫倒閉。民國初年，債權人大多在山西太穀、平遙、祁縣坐索欠款，財東因票號損失慘重，已無力償還，隻能賣房賣地，甚至逃匿他鄉，有的還淪為乞丐。
（2）“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傳統觀念，束縛了晉商的發展。晉商資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屢見不鮮。清初，晉商購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謠稱：“山西人大褥套，發財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此謂“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騎坐。這句民謠反映了晉商外出經商致富後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的傳統觀念，在這一傳統觀念支配下，其商業資本是不利於向近代資本發展的。
（3）墨守成規，思想保守。如前所述，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舊有的商業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適應潮流，是求得自身發展的途徑。但是由於晉商中一些有勢力的財東和總經理思想頑固，墨守成規，以致四次失去票號改革機會，晉商終於失去昔日光輝。說晉商墨守成規似乎太不公允了，他們之所以在數百年商海沉浮中能夠立於不敗之地，正是歸功於其在長期的商業生涯中敢於破舊立新，打破傳統的商業模式，“東家出資設號、掌櫃全權經營”，相當於現在的經營責任製；“大號統轄小號”無異於現行的股份製經營模式；派駐信使外出巡視、督察的“欽差督察製度”讓人從中看到現代企業製度的影子。然而，這種標新立異、這樣的開拓創新並沒有維持太久，創業的成功使他們又陷入了新的經驗主義、教條主義，在種種光環的籠罩下，他們漸漸變得自以為是、固步自封、閉關自守，習慣於按照自己的“規矩”行事，而對形勢的變化、外麵的世界熟視無睹。1900年之後，外國銀行憑借雄厚的實力發行紙幣，以紙幣代替銀兩流通，不僅壟斷著外國洋行的所有銀行業務，而且逐漸滲透到山西商人一度把持的許多國內市場中，這對靠著銀兩彙兌起家的山西商人打擊很大。可當時的山西票號對西方銀行這個強大的競爭對手一直采取視而不見的態度。當年以明察秋毫而著稱的晉商，此時的目光好像已經不能越出那一道道高大的城牆了。在他們一些人的心目中，似乎覺得外界的風雲變化至少不會影響到這座縣城中來。可是當西方銀行逐漸在中國站穩腳跟時，他們又十分謹慎地與西方銀行間保持距離。1904年，慈禧太後痛下決心，決定效仿西方國家的樣子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這一年秋天，祁縣、太穀、平遙各票號總號先後接到北京傳來的消息，戶部尚書鹿傳麟奉慈禧太後旨意，創辦大清戶部銀行。鹿傳麟召集山西票號北京分號經理們會商，一方麵邀請各票號入股參與；另一方麵請票號派人主持將要成立的這家國家銀行。這個天賜良機無疑是給山西票號提供了一次極為難得的發展機會。但沒想到的是，票號的大掌櫃們卻做出了完全一致的回答：拒絕參與。恰恰就是這種墨守成規、目空一切的態度，使晉商眼睜睜地看著與繼續稱雄商界、扮演“財政部”角色的大好時機失之交臂，自己將自己淘汰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