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近代企業的投資見效周期過長。20世紀初，晉商中一些有識之士以高度熱情投資民族資本近代工業，但由於當時保礦運動的影響，其資本主要投入了投資額大、見效周期長、管理要求高，並受運輸條件製約的煤礦業，而不是投資少、周轉快、利潤高的棉紡、麵粉、卷煙等輕紡工業，致使資金大量積壓，陷入困境。
（5）小農意識羈絆創業天賦。無論是曹氏家族、喬氏家族，還是王氏家族等，這些都是晉商中的佼佼者，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出生農家。他們不甘於守著貧瘠的土地，不願意滿足於現狀，毅然走出了家門，經過子子孫孫數代人的拚搏，家業不斷擴大，從關內到關外，從國內到國外，生意可算是做遍天下，得意之時，橫跨歐亞兩個大陸，甚而遠至英吉利海峽，表現出其寬闊的商業視野和創業天賦。按理說，這些勇敢地跳出農門，並且建樹了不凡業績的晉商巨賈，理當胸懷天下、誌在千裏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即便是這群縱橫四海的大家之人，小農習氣在他們的內心依然根深蒂固，正如一個世紀前上海流行的那首諷刺晉商的民謠所說：“山西人大褥套，掙錢回家，買房置地養老少。”縱使他們的錢財看上去世世代代都用不完，但他們就是放不下那個家，回家，蓋房，養活老婆孩子，似乎永遠是他們最大的理想、最後的歸宿。如明代蒲州商人範世逵經商西北，“義而資益巨，占良田數百畝”，即使有再大的創業空間和發展前途，他們也寧肯蜷縮在那片窮鄉僻壤裏，購地置房，“以末起家，以本守之”，如此“小家子氣”，充其量不過是摘掉了貧窮的帽子，回歸到一個高層次的生活起點。極深的戀鄉情結，捆住了他們施展才能的手腳，刻板的小農意識折斷了他們縱橫天下的翅膀，所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當他們重新回歸黃土高原那殘破的院落，在那樣的政治曆史環境裏，怎能指望他們有什麼更大的作為、更大的突破呢？而又怎能規避被同行、被政府的新興商業擠垮的風險？
（6）散兵遊勇終難成就大器。說到晉商，很自然地會讓人聯想到他們的群體意識和團結精神。山西商人崇尚“和氣生財”，友好的同行稱為“相與”，“相與”者須善始善終、同舟共濟。票號經理李宏齡著書《同舟忠告》雲：“區區商號如一葉扁舟，浮沉於驚濤駭浪之中，稍有不慎傾覆隨之……必須同心以共舟。”明代隆慶、萬曆年間，蒲州張四維家族、王崇古家族、馬自強家族都是大商人家族，三家聯姻為親戚，結成鹽商團夥，壟斷了河東、長蘆鹽利。在親緣集團的基礎上，逐漸發展成地緣組織，“晉商”這一名稱的出現，就說明清代山西商人已經形成一個地域性的商幫。清後期，山西票號在國內80多個城市設立了分號，形成了彙通天下的彙兌網絡，也是以鄉人為主體形成的山西商人群體。然而，由於“山西人辦事平穩，而性情拘執，且不能和衷共濟，力顧大局”，“晉商各號，情勢渙散，向來各做各的生意，斷不能聯為一氣”，這樣的和諧和聯合並沒有能夠深入下去，更沒能維持多久，或者隻是貌合神離，以至於即使在山西票號最輝煌的時期，也沒有走向聯合，而是各家票號“家天下”式的金融網絡布局。日升昌大掌櫃雷履泰和二掌櫃毛鴻翽這兩位傑出金融巨子勢不兩立、你死我活的爭鬥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如此鉤心鬥角、單打獨鬥的散兵遊勇式的格局，自然不可能建立真正意義上的晉商航母，形成堅不可摧龐大勢力，在來自內外兩股勢力的擠壓下潰不成軍也就在所難免。有位哲人這樣說：人生最大的敵人是自己。縱觀晉商的盛衰，可以說是成於忠誠，毀於背叛。這對於新晉商的崛起或者整個搏擊商海的人們不失為一麵鏡子，一本極好的反麵教材。
二、振興晉商必須建立富有晉商精神的企業文化
說起晉商，我們也是通過很多文藝節目知道山西有大院，特別是電視台播出的《喬家大院》，使山西大院在我們的印象裏更加的生動起來，而且把山西省的大院，就是曆史上的大院，活靈活現地展現出來並發展到極致。所以，我們開始對山西有一定程度的重視。
1.建立富有晉商精神的企業文化是振興晉商的戰略機遇
晉商是中國眾多商幫中的一個，對於晉商的振興，業內專家指出，建立富有晉商精神的企業文化是振興晉商的戰略機遇。因為有五千年古老文明的中國，卻沒有一個百年企業能夠寫進世界500強，這是中國文明的悲哀，也是中國曆史的恥辱。百年來，那些沉浮於曆史裏的商業傳奇終於被西方社會的堅船利炮所湮沒，而飽含東方智慧和文明的“儒商”精神則沉淪百年。直到今天，建設市場經濟的大潮湧起，當資本不再是一個貶義詞，世界各國都在殫精竭慮研究中國商業智慧的時候，我們才警覺：原來中國獨有的儒家精神和仁義道德竟然是商業的最高境界，雖然曆史曾和古老文明開了一個玩笑，但是商業的振興、發展和回歸卻有賴於“儒家精神”和“商業道德”。
確實，振興晉商，必須建立起富有晉商精神的企業文化，因為隻有“儒家精神”和“商業道德”才是商幫不敗的必經之路。在清朝，中國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而在中國，山西是中國最富有的地區。
晉商喬致庸縱橫捭闔，寫盡商海風流，把晉商演繹到至臻化境的境界。一代儒商喬致庸以儒治商、無為而治的領導智慧，崇德尚義、以義製利的經營之道，慧眼識才、善於用人的禦人之術，誠信為本、仁厚待人、以和為貴的處世哲學，著眼大局、深謀遠慮的市場眼光，行勝於言、快速執行的實幹精神，準備充足、謹慎行事的風險意識，慎待相與、敦厚待人的大家風範，身體力行、嚴格課子的治家之道為處世之道，喬致庸遠比其他商人更為重視誠信、仁厚的商業美德。他對信譽、義與利的看法是：信譽至上，其次要講義，第三才是利。他以此身體力行，給顧客最大價值，為自己贏得了更多的顧客，實現了利潤長久最大化，贏得了其他人難以企及的赫赫聲威和崇高地位，使他在商業精神領域裏成為一代巨商的典型代表。喬致庸從一個幼年喪父失母的孤兒成長為叱吒風雲的商界大亨的立體形象，從弱不禁風的雛稚蛻變為振翅高飛的雄鷹的艱難曆程，喬家三代艱辛的創富曆程，讓我們了解到我國悠久的經商傳統和獨特的商業文化，感受晉商凝重的曆史淵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蘊。作為晉商的代表人物，喬致庸其行其德、其人其才，有太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比如說：喬致庸早在過去通信、交通不便的情況下，就既能讓各票號分散經營，又能讓各票號握緊拳頭闖市場；既能發揮各分號的積極性，又能有效提升整體競爭能力，這難道不值得今天的我們學習嗎？
為此，“儒家精神”和“商業道德”是指導我國商幫基業常青的一個重要因素，那麼是什麼樣的晉商精神成就了晉商的輝煌，許多區域經濟專家認為，晉商的精神是勇於開拓、勤奮、誠信等。這些精神對晉商的成功的確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但並不是晉商獨有的精神，也不是晉商成功的關鍵。我們所要尋找的晉商精神是晉商所獨有的精神，是使晉商成功的核心的因素，這種精神在我們看來是製度的創新和與時俱進。與中國其他商幫相比，晉商的企業製度是最完善的。任何一個企業的成功都要依靠製度，晉商能夠輝煌500年，尤其是產生了彙通天下的票號，依靠的也是製度，晉商的股份製已經體現了股權多元化和相對控股的特點。委托——代理關係下的全權授權經營，使優秀的職業經理人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又避免了家族企業化管理的弊端。以身股製為中心的激勵製度，保證了高效率，至今仍不過時。企業內嚴格的管理製度減少了內部人的機會主義行為。中國的其他商幫也有過不同程度的輝煌，但有這套製度者，隻有晉商。與晉商齊名的徽商早在清道光、鹹豐年間已經開始衰落了，但晉商在這一時期卻登上了事業的頂峰，其根本原因在於能與時俱進。晉商和徽商都是以鹽業起家的。當清代嘉慶、道光年間鹽業的壟斷被打破時，徽商就不可挽回地走向了衰亡。晉商在明代中期之後逐漸失去在鹽業中的優勢，但先轉向多元化的經營，後又轉向了票號的經營，從而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輝煌。這正是晉商的與時俱進，晉商根據不同的形勢，調整自己的經營方向，尤其在清道光年間抓住時機轉向票號，完成了一次成功的轉型。在一個變動的世界中，及時做出調整，是任何一個企業成功的必由之路。晉商不愧為識時務的俊傑，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做到了與時俱進，這句話說起來並不難，難的是實踐。晉商的成功正在於他們做到了。當然，晉商還有許多值得學習的精神，但隻有在製度創新和與時俱進的基礎上，其他精神才能發揮。
振興山西經濟不是一句時髦的口頭禪，必須有賴於新一代的晉商。新晉商是21世紀的企業家，不僅需要提高自身修養和素質，而且還需要提高誠信度，因為新晉商不是曆史上晉商的“克隆”，盡管不能割斷曆史，但是新晉商應該從曆史的晉商身上學習好的精神傳統，並克服先輩的缺點，根據北京華夏聖文管理谘詢公司對晉商的經驗和教訓的分析，新晉商應該比曆史上晉商有根本性突破。
第一，擺脫家族製。新晉商將製度化決策高於經營之上，在山西，有許多民營企業都是從家族企業起步的。不過，一旦企業做大之後就必須擺脫家族製，比如股份製，家族企業非家族化管理，以及激勵機製和其他嚴格的管理製度，都是值得新晉商去學習的。當然，我們並不是要每一個晉商都把家族企業轉為股份製企業，用法治代替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