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市場化進程的不斷演化過程中，各地根據自己的資源稟賦、文化傳統、地理位置、商業基礎走出了有自己特色的致富之路，其中不乏耀眼奇葩，如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珠江模式、青島模式……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認為：因為各地所具備的地理、曆史、社會、文化等條件不同，所以在向現代經濟發展過程中采取了不同的發展路子，這是可以在實際中看到的，不同的發展路子形成不同的發展模式。不同的發展模式是從一個共同的基礎上出發，又向同一目標發展的。共同基礎是傳統的小農經濟，同一目標是脫貧致富，振興民族經濟。支撐不同區域經濟發展模式的文化底蘊是各地的為商之道，如格物致誌的蘇商、經世致用的浙商、開放包容的粵商、師承孔孟的魯商，學習這些成功經濟模式的智慧，學習不同商幫文化精髓，會從另一個角度對企業經營者有所啟迪，這也是一種“取他山之石，以資攻玉”的方法。
一、浙商憑什麼就超越了粵商
有人說浙商超過粵商，是浙江商幫的勝利，也有人說是地域文化的勝利。的確，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商幫是中國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現象。商幫是一個曆史的範疇，離開了特定的曆史機遇、曆史條件，任何商幫都不可能生息繁衍。同時，商幫又是一個具有濃厚地域特色的產物。特定的地理條件、區位優勢、地域文化無不影響著、決定著、製約著商幫的興衰演變，就像特定的土壤才能長出特定的植物一樣。伴隨改革開放的時代大潮，現代中國有兩股馳騁縱橫的力量格外引人注目——一個是粵商，一個是浙商。如果說前20年因為粵商占盡“天時地利”，才成為最具感召力的商幫，那麼在此後可能相當長的時間裏，就是草根出身的浙江商幫奏響曆史的最強音。
1.取代的原因
雖說“失去的隻是鎖鏈，得到的可是整個世界”，但是更與廣東人重富不重貴的傳統緊密相聯。為此，在廣東的價值排序中，富是最重要的，隻要有錢，就會有社會地位，就會受人尊重。正所謂“英雄莫問出處”，哪怕是剛剛洗腳上田的農民，隻要抓住機遇掙得千萬身家，照樣走到哪裏哪裏亮，盡管可能連話都說不利索，隻認得鈔票，隻會寫自己的名字，但在大庭廣眾之下，仍不失一分體麵和尊榮。不管是廣府人（講白話）、客家人（講客家話），還是潮汕人（講潮州話），大部分隻有初中、高中文化，其中有的僅有小學文化水平。這種現象雖然與改革開放之初“摸著石頭過河”、“殺出一條血路”、“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之特殊國情環境有關——反正都是社會的最底層，放膽一搏，失敗了與過去一樣，成功了則可以雄視一方。
北京華夏聖文管理谘詢公司在研究各個商幫後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國當今的商幫中，90%以上出生於底層，特別是浙商中的精英們，但他們與廣東人是不同的，盡管如此，卻從未放棄過從書本獲取思想和智慧的努力。萬向集團的掌門人魯冠球出身農民，初始文化並不高，但長期的學習與思考使之成為老板中的學問家，他發表的論文和專著可能比有的教授還多，還要有影響。而粵商的特點是“敏於行，而拙於思”。廣東老板們最喜歡的就是麵對麵地溝通、交流。至於發表在媒體上的文章，尤其是專著類的書，則很少認真地分析和研究。但在浙江就不同。在2004年6月，浙江省政府及有關部門聯合舉辦的“浙商論壇”，有機會與許多優秀的浙商老板交流。讓筆者感慨的是，他們中的許多人讀過關於浙商的文章，研究過關於浙商的書籍。“紅蜻蜓”的老板向媒體透露，關於浙商的書他幾乎全讀過，網站也經常瀏覽。確實，在中國商幫的博弈中，為什麼浙商越來越讓人敬重、畏懼？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浙商固有的文化傳統與文化習俗在市場化的進程中，與現代商業已經逐漸融合，從而為經濟社會的發展注入了更多的活力。
2.拙於思，對宏觀和戰略方麵的東西想得少
對於粵商的特點，區域經濟研究專家王誌剛認為，廣東商人的特點：第一，敏於行，訥於言，拙於思。是什麼意思呢？優點就是敏於行，敢於行動，做了再說，在做的過程中，就能總結經驗，就能了解認識；敏於行，講變通，很少的商業風氣，各算各的賬，不像某些地方一鍋端，都在這裏，將來不好分，親兄弟明算賬，交易成本低。第二，講求和氣生財。廣東的商人，尤其是在某些地方，房地產業競爭很厲害，但是很少互相攻擊，老板都囑咐手底下的人，隻宣傳自己，不要攻擊別人。他有很少的商業風氣。第三，重視外腦的引進。其他的優點是什麼呢？勤快，謙虛，重禮，不張狂，很會替他人考慮，這樣的商業環境更好。
廣東商人的弱點是什麼呢？王誌剛認為有以下兩點：第一，拙於思，對宏觀和戰略方麵的東西想得少。廣東在唐代時，還是屬於南蠻，屬於文化蠻荒之鄉。因此，廣東的文化，跟中原就有一定的差距。對於廣東商人的文化素質，王誌剛認為，文化素質必須提高，隻有文化素質高了，才能對宏觀和戰略方麵的東西想得多，才能應付越來越激烈市場的挑戰。在這裏，以一個市場競爭形勢圖為例，外部的宏觀營銷環境的變化，決定了微觀營銷環境的變化。第二，廣東人過去勝之於講變通，上海人失之於講規則，但時過境遷，在今天的政策和經濟環境麵前，上海人的講規則成了優勢，而廣東人的講變通，成為劣勢。因為，變通適用於中小企業，如果企業做大了，老是變來變去，部下都沒法預測企業掌舵者的行為，也沒法建立對企業掌舵者長期的穩定的預期。都是短期收益，企業怎麼能搞大？因此，廣東商人努力的方向是不僅要敏於行，而且要勤於思；不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提高文化素質，重視對文化的學習，重視對政策的關心，重視對書報的閱讀。
3.粵商的“軟肋”
對浙商和粵商的對比研究，將浙商的許多方麵與廣東做了對比，而且是作為一種反麵的例子進行參照。
粵商中，曾經有一大串耀眼的名牌企業的隕落：“健力寶易主，李經緯靠邊；科龍易幟，老班底出局，2001年巨虧15億元的科龍戴帽ST；深圳首家合資企業康佳集團2001年虧損7億元；樂百氏何伯權不敵‘資本的意誌’，創業團體集體下課；有傳奇色彩的國企老大三九集團遭證監會譴責，差點引發現金流危機，一貫形象良好的趙新先含垢蒙羞；也是加冕ST的昔日熱水器行業領袖萬家樂2001年巨虧近10億元，而公司全年營業收入僅11個億，這在家電類上市公司幾乎是創下一項紀錄；在全國洗衣機行業獨領風騷十幾年的廣東中山“威力”卻在短短兩三年的時間裏，一下子陷入了高達16.18億元負債的困境；再早一點，太陽神大股東以每股7分錢的超低價賣掉了股份；國內燃氣灶巨頭——中山華帝，創業的7位老板讓賢於‘中國職業經理第一人’姚吉慶，5年後姚吉慶被迫離開華帝重起爐灶，終於沒有擺脫被資本離棄的宿命。這些中國市場的明星，廣東企業的招牌，似乎突然間集體虛脫。”
在逐一分析後，筆者研究發現，廣東特別是中山、順德一帶民企老板的財富心態是：廣東人很留戀既得財富，特別是當自己的經營前景不明朗時，決策上可能變得更保守。
業內專家對此也發表評論，認為：“潮汕地區是我國商業傳統最濃厚的地方，與溫州一起被譽為‘中國民間商業文明的雙子星座’，潮汕商人和溫州商人同被稱為‘中國的猶太人’。改革開放以來，‘溫商’與‘潮商’卻出現了迥然不同的走勢，‘潮商退潮’之類的報道與幾乎成為‘賺錢之神’代名詞的溫州商人的顯赫聲勢，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潮汕人在不經意間淪為中國生意場上最有生意頭腦卻最為失意和孤獨的人群。”
對此，區域經濟資深研究專家趙麗語重心長地指出：潮汕人的失意，錯在偏重貿易，對實業投資和工業生產興趣不濃。趙麗還進一步剖析道：跟自然界的生態係統一樣，經濟體係也有其自身的規律，也一樣有“生態平衡”。經濟體係的生態係統主要有兩個跟大自然土壤一樣重要的基礎性環節，一是法製和信用，即保證企業主體自由自主的良好外部環境；二是製造業，一個大區域範圍內的經濟體係，必須以有競爭力的製造業為基礎，否則容易陷入浮躁和急功近利。
二、粵商錯過了曾擁有的先天優勢
粵商、浙商——中國企業家群體最典型的代表。兩大區域兩大商幫精英江湖論劍，勢將成為財經界的焦點。珠江、長江，作為中國目前最發達的兩個區域，共同點和差異點到底在哪裏？有人說：“粵商實幹，浙商抱團。”粵商、浙商，作為新中國聲名最盛的兩大商幫，為什麼能領跑中國經濟？這場財富思維的碰撞和對話，人們期待已久！環顧當今中國，粵商的改革風氣在先，占據“排頭兵”位置；浙商伴隨著市場經濟大潮橫空出世，成為中國民營經濟的一匹“黑馬”。與此同時，國際國內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珠三角、長三角的民營企業正麵臨巨大的挑戰，如何創新企業的商業模式，如何尋求合作發展，是兩地的企業家都必須麵對的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