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種依靠組裝的廣東模式，並非它多麼強大，而是因為它的對手太弱小。廣東的成功，也不隻是廣東的勝利，而是一個時代對另一個時代的勝利。
與此同時，浙商在這個時期在做什麼呢？以溫州、台州為代表，那時正處於從“盲流”到“紳士”轉型的早期階段。他們也做實業，但因為沒有廣東那樣的天時和地利，隻能從做假冒偽劣產品開始其從流通到實業的轉變。20世紀80年代的溫州皮鞋差不多就是偽劣皮鞋的代名詞。1992年前後的溫州很尷尬。一方麵，日本人在打他們的假，比如他們先幫日本打火機做代理，很快就仿做，最後竟做得跟真的一樣，但價格隻有真的十分之一；另一方麵，溫州又在打自己同胞的假。當他們開始做自己的品牌時，比他們更“弱小”的同胞們又在模仿他們，侵犯他們的知識產權。
總體來說，當粵貨風行中國之時，浙商一方麵通過快速仿造或偷襲，實現角色的轉換（由流通商變成產業家）；另一方麵則像一位少了火氣的中年人，不急不躁地生產一些針頭線腦的東西，不要說財大氣粗的粵商不屑一顧，連窮得起火的內地人也未必看得上。
其實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浙商已經開始顯示出他們厚積薄發的強勁力量，比如義烏的小商品城、紹興的輕紡工業城等，起步的思路和氣度非同尋常。進入21世紀，粵商進入成熟期，發展漸緩。浙商像富有生氣的青年，開始異軍突起，飛速前進。
曆史的風水就這樣轉過去了。造成這種曆史循環的原因是什麼呢？其實，答案就在其成長的過程中。廣東的先天優勢造成了粵商的後天缺失。太容易發財了，很多課沒有補。而浙江的先天缺失反而造就了它後天的優勢。
伴隨著中國加入WTO，整個中國全方位地對外開放，香港已不是聯結世界的唯一通道，廣東得天獨厚的優勢在減弱。這時的競爭，已經不是比客觀，而是比主觀。而浙商們的優勢恰恰在主觀世界的磨煉與提升上，是任何商幫無法比肩的。正所謂“艱難困苦，玉汝於成”。
整個中國經濟還發生兩個深刻變化：一是過剩經濟取代了短缺經濟，買方市場取代了賣方市場。二是民營經濟終於從歧視、打壓、限製中掙紮出來，步入主流。在短短的幾年裏，浙商的民營企業超過了號稱“市場經濟搖籃”的廣東。襯衫、西服、時裝、皮鞋、皮具、飲料、汽車配件、輕紡製品、電子產品等名牌，一個個浮出水麵。浙商過去所付出的沉重代價全部得到豐厚的回報，他們就像沙漠玫瑰一樣開始舒枝展葉，他們在艱難成長中積累起來的以及曆史所賦予的種種優勢逐漸得以釋放。對此，業內專家提出，這些優勢突出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麵：
一是市場網絡優勢。經過近20年地獄般的修煉，浙商從擦鞋、釘鞋、彈棉花、當木匠，到做建築、搞裝修、搞代理，生產“假冒偽劣”產品，最後塑造品牌，其中一項重要成果是，人際網絡和銷售網絡遍布市場的每一個角落。在中國，甚至在海外隻要有人的地方就會有浙江人，而隻要有浙江人的地方就會形成類似軍隊的班、排、連、營、團、師、軍的完整建製。有實力的大老板就成為投資者，在當地建立一個浙江或溫州商城，實力較弱的老板就當攤主或堂主，沒有本錢的就當夥計，看鋪子、守攤位。總之，每個人都各盡其能、各得其所。雖然目前廣東有些商人依舊很成功，但你很難看到類似浙商那樣完整、發達的市場建製。這是一個網絡為王的時代，尤其是當這個依靠血緣、宗族、同鄉之傳統關係凝結而成的網絡與當地政府形成盤根錯節、千絲萬縷的關係時，更能釋放出巨大的能量。由於網絡滲透到市場的每一個角落，一個信息一個意念就可以迅速地從終端傳遞到總部，乃至四麵八方。為什麼前段時間溫州“炒樓團”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後來溫州人終於站出來“辟謠”。其實，重要的問題並非是否存在溫州民間“炒樓團”，而是他們如何會製造出這麼大的聲勢。這充分說明了浙商強大能量已經得到全國的認同。
浙商在流向全國的時候，與其總部的聯係就像心髒和毛細血管的微循環係統一樣，來自市場神經末梢的大量信息，及時、準確地傳遞到總部，總部經過分析、處理，又迅速地反饋回來，從而形成一種遙相呼應之勢。如果說廣東的“前店後廠”是一種單向流動、循環的係統——通過我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台灣省的中轉拿國外的訂單，組裝完畢，2/3出口，1/3內銷；那麼浙商就不是這樣，它類似於章魚，有心髒、有四肢、有骨骼肌肉、有血管、有微循環係統。總之，它是有自我更新、自我進化能力的生命機體。所以當曆史的聚光燈終於轉到了中國，當全世界的投資者齊刷刷地將目光投向中國，天時變了，地利變了，中國市場仿佛一瞬間就從重生產到重營銷，從重產品到重品牌，從重品牌到重網絡。在這個臨界點上，粵商的日漸式微與浙商的異軍突起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樂百氏的老板曾經講，娃哈哈之所以能夠在競爭中勝出，甚至敢跟可口可樂、百事可樂等國際巨頭叫板，就是靠網絡，靠農村包圍城市的營銷戰略。
二是地域文化優勢。有人說粵幫的特點是“敏於行而拙於思”。盡管人類已進入一個需要知識、需要智慧、需要思想的財智時代，但粵商這種特點並未發生多大改觀。
今天浙商中的精英們也是90%以上出生於農民，但他們與麵對麵社交的廣東老板們不同的是，他們從未放棄從書本上獲取經營智慧和思想的努力。這種追求必將使他們在財智時代如魚在水、如鳥在林。
其實，在曆史上，浙江就是一個盛產才子佳人的故土。巴爾紮克曾說，“造就一個貴族需三代換血”。這裏所指的“血”應該是特有的文化基因。在中國商幫的博弈中，為什麼浙商越來越讓人敬重、畏懼？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浙商固有的注重文化的傳統和習俗。
三是抱團能力。內部的凝聚力、向心力以及認同感、歸屬感——也就是一般所說的抱團能力，可以說是任何能稱之為商幫的團體的共性特征。在粵商中，潮汕幫的抱團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但它更多的是基於血緣、宗族和同鄉的關係而建立，排他性極強，也很封閉，故層次較低。而浙商的抱團雖然最早也是基於血緣與地緣關係，但卻並不封閉，而且能與時俱進，及時更新換代，最後演變成具有公信力的商會組織。目前中國可能最具江湖地位和市場口碑的就是溫州商會。許多地方官員，包括省委書記、省長談起溫州商會，都會眼睛發亮。有人竟說：我們這個地方居然有八九萬浙江人，他們及其背後的商業能量不得了，我們為什麼還要勞民傷財去香港招商？由於浙商價值地位的提升，以及各地政府對這種商業價值的期盼，使商會的影響力大為提升，反過來這種力量又增加了商會在與政府談判中的砝碼。這種良性的博弈最終使得浙商的力量更為強大。
四是整合能力。關注中國資本市場的人，不難發現，目前不管是國內的A股市場，還是新開張的中小企業老板，浙商所占的比重遠遠高於粵商。一個小小的楊汛橋鎮就有5家上市公司。據《香港商報》報道，浙江民營企業正加快步伐跨向資本市場。截至2005年6月，已經通過和將要通過上市輔導期的117家浙江企業中，大部分為民營企業，數量居全國第一。廣東僅有18家私營企業直接或通過“買殼”方式在上海和深圳上市。金融資本是商品經濟的最高形式，企業要想做大做強，一定要進入資本市場。那麼，粵商與浙商對資本市場的興趣為何大相徑庭？
這裏不排除一種可能，就是一些廣東老板第一桶金是通過黑色或灰色的手段挖到的，見不得光，這就是資本的原罪。一上市，企業就成了公眾公司，就必須受到監督和控製，很多問題就會暴露，權衡利弊，當然願意繼續沉在深海之中。但更重要的原因還是企業家的胸懷和格局。如果一個企業家把賺錢作為第一目標甚至是唯一目標，我們很難期望他有多大的胸懷和格局。而恰恰在企業的使命和目標上，粵商與浙商具有明顯的分野，前者更重企業利潤，而後者更重社會責任。這無疑會影響他們的胸懷和格局，進而影響他們對資本整合、資源整合的態度。整合是結構優化、要素聚集的過程，是超越自我、跨越時空的過程，是迅速擴張、做強做大的過程，在這方麵浙商無疑走在了粵商的前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