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粵商錯過了曾擁有的先天優勢
商幫作為一個地域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一股主流力量，對一個地域的經濟騰飛和社會發展起著越來越強勁的推動作用。以浙商為例，僅民營企業對浙江省GDP的貢獻便超過了70%；而粵商中的民營企業對廣東省GDP的貢獻也超過了50%。
王誌剛在論粵商的先天優勢時談到，所謂粵商的先天優勢就是得天時，占地利，順帶加人和。所謂得天時，是指中國的改革開放，世界經濟的大轉型，全球產業的重新洗牌；所謂占地利，是指廣東鄰近港澳，是中國連接世界、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橋頭堡，是中國走向世界的主要通道；人和則指廣東人所擁有的開放意識、海洋意識、國際意識以及善於借鑒、勇於創新、敏於行動等性格優點。
毋庸置疑，天時與地利造就了粵商的快速發展，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初期，這個時期主要是香港特別行政區開放，在這個時期，內地70%以上的外資都是港資，30%才是其他國際資本。內地的開放促進了香港的繁榮，反過來香港又帶動了與之一衣帶水的廣東。
確實，由於廣東地理上的優勢，中央政府就毫不猶豫地選擇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驗田，理由有以下幾個：
第一，在廣東的曆史中就有開放的傳統，粵商因其特殊的區位條件，很早就有海洋意識、國際意識，廣東人的外向性很強。第二，廣東在地理上與香港一衣帶水，唇齒相依。開放既可以吸收港人的投資，又可以在經濟融合中實現文化融合、精神融合，從而為平穩收回香港打下重重的伏筆。第三，廣東長期是“化外之地”，即使試驗失敗了，也不會成為“心腹大患”，不會傷筋動骨。第四，當時之所以不敢開放上海，還因為上海是中國計劃經濟的擎天支柱、“心髒地區”，別的支柱還沒有立起來時，絕對不敢動上海。如果上海出了問題，就會產生“心肌梗塞”。第五，按照過去一貫的思維和經驗，一般要先做樣板，成功了才會加以推廣。
事實證明，廣東的改革開放主要是針對香港的開放，主要是因為在那個特殊的時期，香港成了剛剛從閉關鎖國轉向開放的中國與全球，尤其是與發達的西方國家對接的唯一通道。就像打排球，當時全國人民的球都托給廣東這個二傳手，它再轉托給香港這個叩球手，香港再將球叩向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叩向全世界。這樣整個中國催肥了香港，同時也催肥了廣東。
此外，粵商崛起之時，整個中國正是一個短缺市場。供給製的土崩瓦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企業承包經營、放權讓利，流通領域的迅速開放，使中國釋放出前所未有的消費能量，而長期計劃經濟所形成的工藝水平和製造能力遠遠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社會消費需求。在此背景下，廣東充分利用它的地緣優勢，通過香港將國外成熟的技術、現代的管理理念，尤其是質量優良的零部件大量引進，快速組裝成“洋槍洋炮”，自然就可以攻城略地、所向披靡。
2.當粵商憑借天時地利率先致富時，浙商卻在經曆著創業的艱苦修煉
從粵商的發展史中不難看出，從1978年到1993年，即從改革開放到轉向市場經濟體製前的整整16年，是粵商最為輝煌的時期，也就是整整16年的對外開放成就了粵商的快速發展。確實，整個20世紀80年代，廣東的抽油煙機、洗衣機、冰箱、錄音機、電視機、飲料、電子表、遮陽傘、彈簧秤、尼龍襪、柔姿紗、T恤衫流行中國的每一個區縣，許多廣東人說著一口半生不熟的普通話昂首挺胸遊走於全國各地的大街小巷。
由於廣東的迅速崛起，吸引了中國不少的熱血青年、仁人誌士，拋棄工作、檔案，告別妻子兒女，跑到珠三角，以至於大批的人才紛紛進駐廣東。在珠三角快速發展的時候，對於浙江人來說並沒有廣東商人那樣的條件，而此時的長三角還完全在計劃經濟體製之中，沒有廣東的天時和地利，沒有可以直通歐美國家的香港老表，沒有什麼優惠政策，也少有什麼外商投資。那時的浙江人，這些農家子弟，這些草根階層，這些行走在街頭沒有人會多看一眼的外省人，在寂寞、孤獨中，奔走於大江南北。男人彈棉花、做家具、修房子、下苦力；女人則擦鞋、修鞋、補鞋。那時的浙江商人，連江西、廣西、雲南、貴州、甘肅等地的人都可憐他們。這些老少邊窮地區的人們還沉浸在“三畝薄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時候，浙江商人則正在經曆地獄之火的磨煉。
粵商與浙商在其各自的發展曆程中，都按照各自不同的方式經曆進化的曆程。他們在本質上是相通的——處心積慮、絞盡腦汁地完成原始積累；但因各自的天時與地利不同，他們由蛹變蝴蝶的進化方式又完全不同。粵商的財富積累猶如阿裏巴巴，一不小心打開了強盜藏寶的山洞，錢來得太容易，容易養成一種暴發戶心態。而浙商“創業艱難百戰多”，財富積累猶如針尖挑土，聚沙成塔，就像唐僧取經一樣，曆經了九九八十一難。這種煉獄般的進化，讓浙商培育出堅韌不拔、刻苦勤奮、雖九死而未悔的執著精神。隻要雲開霧散、天時更新、地利變化，這種在苦難中磨煉而出的精神就會釋放出空前的創造力。
事實上，浙商在惡劣的環境中所受到的評價比粵商的要高，在這裏，我們先看看台灣省知名作家龍應台講的一個故事：
一個朋友從以色列來，帶給我一捧枯草，枯草像死掉一樣，沒有水分，沒有生氣，很難看。朋友告訴我，這叫沙漠玫瑰，浸泡在清水中，幾天就會複活；倒掉水，又會漸漸枯萎。藏上一兩年，再置於水中，它又會複活。半信半疑的我，將這捧幹枯的雜草放在清水中。第一天，沒有絲毫動靜。第二天，發現從中心開始向外舒展，有一點綠意。第三天，模糊的綠已變成實實在在的綠。以後每一天，它的綠意就頑強地向外延伸。到了第八天，展現在眼前的是完整、飽滿、豐潤的沙漠玫瑰，它居然複活了！
確實，在中國眾多的商幫中，比如浙商，在惡劣環境中發展起來，它就像這沙漠玫瑰，嚴酷的生存環境讓這些草根人物煉就了摧不垮、錘不扁、打不爛的強健生命力。它們就像沙漠玫瑰一樣，氣候惡劣時，會慢慢枯萎，了無生氣。但是隻要氣候變化，有一點點清水，有一點點雨露，它便可以漸漸地複活，一圈一圈頑強地擴展它的綠意，演繹出驚天動地的生命讚歌。所以當市場經濟的春潮呼嘯而來席卷神州之時，麵對天地大變、狂飆突起，各個階層重新大洗牌的格局，那些長期小瞧浙江小木匠、棉花匠，泥瓦匠、補鞋匠的人們茫然不知所措，而浙江商人卻能在中國芸芸眾生中脫穎而出。
3.當天時地利發生突變之時浙商如喜得甘霖的沙漠玫瑰綻放出無窮魅力
今天的商幫作為一種社會主導力量，對一個地域的經濟騰飛、文化進步、社會發展發揮著越來越強勁的推動作用。正因為如此，消失已久的商幫現象引起專家、學者、媒體及民眾的濃厚興趣。那麼我們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商幫現象，如何認識粵浙兩大商幫？決定商幫興衰的內在規律是什麼？認清這些問題我們才有可能為商幫的發展找到一條永恒之途。
在談浙商之前，我們先回到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這個時期大量的媒體在報道諸如“廣東的崛起”、“大潮湧珠江”、“小廣東長高了”等新聞。那時珠江東岸包括深圳、東莞及增城、惠州的一部分，利用“兩頭在外”的經濟模式，不僅因此形成一條充滿活力的工業走廊，而且還探索出一套“前店後廠”的模式，促成珠三角與香港之間唇齒相依、良性互動的經濟關係。而以南海、順德、中山為代表的珠三角西岸城市，雖然沒有東岸東莞那樣的地緣優勢，從事“三來一補”，但作為連接國內外市場的二傳手，其優勢依然非常明顯。於是西岸城市，憑借先行一步的地緣優勢，將國外先進技術、全新理念及時尚消費品引進來，啟動內需，大做國內市場。電子、家電、家具、建材、化纖等企業紛紛崛起，從而出現了粵商扛著組裝的“洋槍洋炮”大舉“北伐”的盛況，順德的家電、南海的陶瓷、中山古鎮的燈飾、沙溪的牛仔布等蜚聲全國市場，大賺特賺全國人民的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