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熟悉的摩根人士，則是栽培韋瑟斯通的劉易·普雷斯頓先生。不過，我認識他時，他已經從J.P.摩根董事長的位置上退下，到世界銀行集團擔任董事長兼行長。本書中提到他推動摩根業務轉型，是"改革的動力"："他體現了這個銀行悠久而雅致的魅力，但是注入了一種新的、有時是猛烈的能量。"用今天的慣用語來說，就是一種巨大的"正能量"。作者提到，他極有個性，對愚蠢的人簡直是無法忍受，有時對屬下的態度會很強硬，甚至極為生硬。但是，他對病人、鰥夫寡婦、離異者和其他弱者都十分關心，他的屬下對他既敬佩，又畏懼。我第一次走進他辦公室裏，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我在上海的時候你還沒有出生呢！"普雷斯頓此話表現了投資銀行家的精準，他說得沒錯，我差一點就要出生了。他指的是二次大戰時，他參加美國海軍陸戰隊，駐紮在上海一年多。值得一提的是，他回到美國時從上海帶走了一對年輕夫婦，在他家當管家，彼此相處幾十年，非常融洽。有一次，我在華盛頓普雷斯頓的寓所參加晚宴，結束之後，客人紛紛離去，這對夫婦走過來和我打招呼，我用上海話和他們寒暄。他們對我說："幾十年了，我們對他們很滿意，他們對我們也很滿意。"這就是這位令下屬畏懼的普雷斯頓的管家，對他們夫婦的評價。這一點，未必是典型的摩根人的品性，但是，至少是可貴的人性。貴為美國著名的大公司的董事長，對其管家和服務人員的態度，使人感動。
如果說普雷斯頓似乎對中國有天然的好感，那麼，他離任之後先後接任的幾位董事長，如丹尼斯·韋瑟斯通、道格拉斯·沃納、威廉·哈裏森和吉米·戴蒙等，都對中國非常友好，對在華開拓業務很熱心。如果認為隻要是摩根的高管，就一定會對中國友好，那顯然是非常天真的想法。我並不懷疑許多跨國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對於發展中國業務的重視，也讚賞他們對華的友好。但是，當我們讀到本書中湯姆·拉蒙特對中國的態度時，可能會有點不舒服。拉蒙特在1920年到中國訪問，還見到了孫中山先生，他對當時中國的印象很差。書中說到，"拉蒙特從來沒有對中國人產生好感，提起他們往往不乏輕蔑口吻"（見第十二章"奧德賽"）。相反，拉蒙特對日本的態度就絕然不同，結交了不少日本的朋友，對他們極為友善。本書作者徹諾的立場比較公正，他寫道："當時，在許多方麵，摩根財團和日本一樣對中國抱有偏見，西方金融界都是這一態度。"在九一八事變（即書中所謂"柳條湖事件"）之後，日本受到國際輿論的巨大壓力，此時拉蒙特居然私下起草了為日本開脫的新聞稿，日本大藏省哪裏寫得出這麼好的英文辯白，大喜過望，隻是對文字略加修改，就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誤導不明真相的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民眾。直至日本在上海狂轟濫炸的鏡頭在美國的電影院裏播放，拉蒙特和摩根的另一位高管萊芬韋爾才不得不修正對日本的看法。接著，日本軍國主義者和激進分子大肆暗殺有正義感的政治家和企業家，此時，拉蒙特才感到日本並非那麼理想。他對日本的認識，對日本態度的轉變，有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他幾乎是拒絕承認他所見到的醜惡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