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前年（一九三二）年底本月刊發刊以來，我早就打算把它登在去年（一九三三）的《文學院專號》中。但因那時北平一天一天地危急起來，學校與個人都鬧到“不遑寧處”，這篇筆記不知道給我擱在哪兒啦，所以隻好暫且不提。最近居然無意之中找到啦，我把它看了一道，覺得柴德賡君所記大體都對，但亦間有未合之處，於是把它略略修改了一下。修改的時候，極力追想那天所聽的話，但模糊、錯誤、忘記之處一定很多。當柴君把這篇筆記謄清了，托方國瑜君交給我的時候，太炎先生尚未離平，我請他自己看看，他對我說，“你看了就行了”；而我當時竟偷懶沒有看，直到現在才來動筆修改，實在荒唐得很。所以要是還有錯誤，那是我的不是，我應該負責聲明的。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一日，錢玄同記。
（本篇發表於1934年3月《師大月刊》第10期）
亡友單不庵
錢玄同講
何士驥記
不庵先生（清光緒四年戊寅——民國十九年）於去年三月在上海得了腦膜炎的傳染病，纏綿病榻者十個月，終於治不好，不幸竟於本年一月十三日逝世！他一生治學勤奮，誨人不倦，道德高尚，出處狷介，凡認得他的人沒有不是十分敬佩他的。三月三十日，他的在北平的朋友們，假國立北京大學第三院開追悼會。我因為和他平日過從最密，很知道他一生治學的經過，所以在追悼會中，單就這一點來敘述一番；當時承蒙朱彙丞和何樂夫兩先生記錄下來，又承何先生把它整理成篇，我真十分的感謝他們兩位。現在自己再略略修改，把它發表。
十九，四，六，錢玄同。
今天咱們開會追悼單不庵先生，因為我與單先生有二十五的交誼，對於單先生一生的治學經過，比較的知道得詳細一點，所以今天由我略略地來敘述一敘述：
我和單先生訂交是在乙巳年（清光緒三十一年），而彼此知名，則早在乙巳以前——因為我家和他家是親戚。
自從我們訂交以後，有時共事一方，有時異地通信。除我們兩人以外，以前還有一位民國八年去世的北大教授朱蓬仙（宗萊）先生。我們無論見麵或通信，總是上下古今地談些關於學術或教育方麵的話。
現在我把單先生治學的經過，從他二十一歲起至五十二歲止——就是從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至民國十八年止，共三十二年——分作四期來說。
第一期——自戊戌到辛醜此四年中，我和他並無往來。那時我年紀尚小，隻知他是我先兄念劬先生的內弟。後來（庚戌年）他給了我一封信，敘述他這四年中做學問的情形，我才知道這是他研究理學的時代。當時和他共同研究理學的還有兩位：一位是葉心傳（魯）先生，一位是大家知道的蔣百裏（方震）先生。那時候他們都專力於鞭策身心，躬行實踐，就是研究如何做人的道理，並不是客觀的曆史的研究宋學的真相。單先生還恐怕自己對於孝親敬長不能盡理，於是著手做一部書，名叫《滔天罪惡》，內容安全是責備自己的話；葉蔣兩先生看了，覺得太過，單先生也就停止不做了。後來葉先生怎麼樣，我不知道；蔣先生則因為要想做救國的事業，不再從事那些修身獨善之學，到杭州去讀書，研究陳同甫一派之學，看《文獻通考》，不久就赴日本學陸軍去了；而單先生也漸漸轉變趨向，舍理學而從事於新教育。故此四年可說是單先生研究理學的時期。
第二期——自壬寅到辛亥在這時期中，因為清廷政治的腐敗，和庚子拳亂在外交上受了從來未有的創傷，激起平日不問國事的書生，也群起而加入變法維新革命的運動。單先生本來是一個研究理學，並且傾向程朱而不喜陸王的人，平日是很講求“窮理居敬”的工夫的；可是到了此時，把《宋元學案》和《近思錄》等書，一律置之高閣，專讀嚴幾道先生譯的《天演論》，梁任公先生撰的《新民叢報》這一類的新書，看了“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學說，憬然有悟，認定中國非根本改革——從教育上根本改革，決不足以圖存。他表麵上雖像一迂拙的老儒，實際上卻是一個頭腦極新穎，言論極激昂的人。他本是一個寒士，從十七歲（甲午）起，就在家中開館授徒。到了那時，他深深感覺到舊教育的不良，於是自修日文，買些日本的教育書來看。要把《四書》《五經》廢止不教，另用一種適合於兒童的新的教材來教授學生。適值商務印書館第一次編輯的《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出版，單先生以為用它來替代《千字文》、《百家姓》、《四書》、《五經》，一定好得多了。哪知買來一看，第一課就是“天、地、日、月、山、水、土、木”八個大字，他覺得這還是不適用的。他就自己來編一部《幼稚字課讀本》，就在他的私塾裏試用，改了幾次，後來賣與上海文明書局印行（現在已經絕版）。它的內容，的確要比商務印書館新編的要淺顯得多。他那時最熱心於新教育，節衣縮食，盡購教育世界社編譯的書讀之，又讀心理學論理學之類的書，極注意海爾巴脫、廓美紐斯、裴斯太洛齊諸人的教育學說。乙巳年冬天，先兄從俄國回到上海，我那時正在上海讀書，單先生到上海來訪先兄，我因此得和他常常見麵，這是我們訂交之始。我知道他對於革命的書報也看得很多。那時吾師章太炎先生因為著文鼓吹革命（在癸卯年），被拘在上海的西獄中；單先生看了非常之佩服。但他以為革命須從教育著手，他曾經對我說，將來總想弄點經費，到日本去留學，但此事很不容易辦到；其次則仿日本福澤諭吉氏自修英文的辦法，出其死力以讀《德文字典》，期以十年，希望能讀德文的教育學術書籍。可是總因為他是一個寒士，饑來驅人，不得不為仰事俯蓄之謀，終於沒有達到他的這種弘願。（但他這自修德文的誌願，直到晚年，還不減退，這是他在北大時對我說的。）是年（乙巳）冬末，清廷派五大臣等出洋考察憲政，先兄被派赴日。翌年（丙午）春，即請單先生到日本去幫同編譯政治書籍。是時我也在日本，單先生對我說，“我此次來日，是想借此機會，來研究日本的教育的。”但終於不克如願，到夏間，就返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