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運動基本結束後，《北京日報》組織過一次“青年人應當有什麼樣的誌願？”的討論，主辦者小心翼翼地寫了封信，請劉少奇作一些指示。沒有想到，劉少奇親臨《北京日報》，發表了“馴服工具論”，提倡青年人應當做黨的馴服工具。也就是說，青年人隻有聽話就好，不要提不同意見，不要有獨立自由的思想。劉少奇同誌在“大躍進”中發現餓死人的情況後，向毛澤東提出不同意見，是我所敬佩的。但是，他在“反右”後發表“馴服工具論”，顯然是秉承毛澤東的意誌，為反右的戰果作總結。
拆“三洞門”的風波
1951年9月，北京市人民代表會議（人大前身）討論“三洞門”要不要拆。那時，天安門左右都有一座三洞門，擋住路，遊行隊伍經過這裏就散了，軍旗還得放下來。有三洞門擋著，看不見對麵，出過交通事故，參加會議的一位司機說三洞門害死人，等於是反革命，不讓拆三洞門是包庇反革命。其實，按照梁思成的主意，搞成環形大道不就成了嗎？討論三洞門那天，林徽因、梁思成、金嶽霖三個人坐在一塊，表示堅決反對拆。彭真主持會議，統戰部部長李樂光是秘書長，我是秘書，因為要求發言的人多，李樂光讓我坐在主席台右側一個小桌子前麵，放一個馬蹄表，限定每個人每次發言四分鍾，到時間我就按馬蹄表。那天發言的有三十多人次，上午會開不完，下午接著開，激烈爭論，開到晚上七八點。那時真叫開會，連簡單的夥食都不供應，代表們都是各人回家吃飯。開會時間長了，大家餓著肚子。反對拆的有五六位，梁思成一人發了三次言。要求拆的有二三十人。那時人們缺乏保護文物知識，思想比較激進，覺得我們要搞社會主義大街嘛，留這些封建遺跡沒有意思。梁思成明白拆三洞門是拆北京城牆的前奏，因此他講了新北京城的結構，他主張新北京城應該搬出老北京城，護城河加寬，連接運河。在北京前門外下船，船可以一直開到杭州。林徽因說，文物是不能複生的，拆了後悔就來不及了。那些中肯的話，那時不被人理解。會議結束時，通過了拆三洞門的決定，從林徽因座位上傳出嚶嚶哭聲。這時，彭真親自走到她和梁思成麵前，安慰她說，你們對文物、對建築藝術的愛護，是值得欽佩的，表示對他們的尊重。這次會議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發言者這麼多，正反兩方麵意見都可以敞開說，是一次民主的會議。盡管這次會議的決議是錯誤的，是對文物的破壞，是由於人們的思想局限。但是，這樣熱烈的辯論，在反右運動以後，就再也見不到了。
羅隆基反對“一邊倒”
1953年，成立抗美援朝總會（後改稱“和大”），劉寧一、劉貫一為秘書長，崔月犁為副秘書長，廖承誌、唐明照、羅隆基都是負責人。“和大”主要做民間外交工作，羅隆基為宣傳部長。我每次見到他，都是滔滔不絕。他們在室內談些什麼，我不知道，但每到休息時間，羅隆基一進入休息室，就給我們這些秘書人員大講外交。他說：“什麼叫外交？就是和外國討論協商，爭取對本國最大的利益。一般情況下，你讓一點，我讓一點，才能達成協議。根本點是國家利益。和外國交往，合作、妥協或對抗，不能一成不變。國家關係是演變的，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不可能固定。”他公開在休息室講：“‘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會使國家吃虧，美國因此把我國看作蘇聯的附屬，有損我國的國際地位。隻有獨立外交，才能使我國得益。”我注意到，每次他講這類話時，劉寧一、廖承誌、唐明照等，都在回避。後來，我和崔月犁談起此事，崔說：“羅隆基是口無遮攔，他不讚成毛主席的‘一邊倒’政策，我們怎麼辦？不能附議，也不便駁斥，隻好躲開。”現在想起來，羅隆基真是關心國事，熱心宣講他的主張，不怕得罪領袖，是真正的“諍友”。
反右派，把民主黨派搞得七零八落，全社會就萬馬齊喑了。文革更是把人往死裏整。文革後，胡耀邦說了兩句實在的話：在過去一個時期中，是我們在許多方麵對不起黨外的朋友，不是人家對不起共產黨。毛澤東說過：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一位民主黨派人士說：“什麼是‘長期共存’？是你決定我活到什麼時候，我就活到什麼時候。什麼是‘互相監督’？就是隻許你監督我，把我監督成右派。”胡耀邦說過，中共和民主黨派“榮辱與共”，也有的民主人士唱了反調：“榮，我們沾點光，辱，我們可不負責，你們搞的錯誤沒我們的份兒，文化大革命也好，大躍進也好，都不是我們搞的。”
到煤炭部辦報
1964年我還下放在門頭溝煤礦，煤炭部部長張霖之要辦一張報紙，當時政治氣氛比較輕鬆，人家推薦了我。煤炭部先調人，後調檔案，我的檔案中寫著“思想右傾”，要是先調檔案，我是去不了的。一報到，張霖之親自接見了我，說：“現在煤炭係統每年因安全事故死幾百上千人，主要是不重視工程質量，我現在要辦張報紙，宣傳質量的重要性，發到每個班組，每期發行40萬份。人家推薦你，說你有這個能力。你要人調人，要錢給錢，我隻要求你把報紙盡快辦成。”張霖之部長早先是解放南京的二野五兵團副政委，曾任南京市長、重慶市委書記，結實的身材，滿臉的胡須，動作快捷，說話痛快極了。那時，他狠抓煤礦工程質量，長期在平頂山煤礦蹲點，三天兩頭親自下礦井。一次，我隨他下井，到一處巷道特別狹窄，隻能爬著過去。大家勸他“年紀大了，別爬了”，他說：“我就是死了，也要嚐嚐工人們在井下爬是什麼味道！”
1964年5月4日我調到煤炭部，做了兩件事。一是組織了一個編輯部，召開了全國煤礦報紙工作會議，張霖之部長做報告，我起草，主要講煤礦生產必須重視安全，質量第一。另一件事，是辦起一個印刷廠，用的是上海《申報》德國造的老機器，《申報》用了80年，還是很好。那時是鉛字排字，我們的字模比《光明日報》印刷廠的還齊全，是張霖之部長找了陸定一批了才搞到的。到1966年5月，報紙出了五期試刊。文革開始了，一切都完了。張霖之部長被活活整死，他主張的“質量第一”，被批判為對抗林彪的“政治第一”。
關於戚本禹
張霖之冤案至今仍是一個謎團，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被扣上“彭真死黨”的帽子，是戚本禹向礦院紅衛兵宣布的。戚本禹當年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煊赫一時，1969年被捕，判刑14年後釋放，安置在上海圖書館工作。他曾在南洋模範中學上學，比我低一年級，也曾是地下黨員，但與我從無聯係。2001年，南模百年校慶，邀請老校友返校，會後有一個節目是“1945—1949年地下黨同誌聚餐”。戚本禹雖已被開除出黨，也來參加。他和當年同班的幾個黨員爭論得很厲害。有人責備他撰寫《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汙蔑劉少奇主席叛變，有的斥責他亂點名，陷害了很多老幹部（如張霖之）。戚本禹辯道：“我是1931年生，而那篇文章寫的是1929年以前的事，我怎麼會知道？那都是江青、康生一夥在我寫的稿中加進去的，至於點名鬥老幹部，也是江青讓我點的，我根本不認識這些同誌，怎麼可能給他們扣這些罪名？”也有的同誌斥責他追隨江青，戚本禹也辯說：“我們那時都熱烈擁護毛主席，毛重用江青，我怎麼可能不相信她？”反問道：“如果你處在我的位置，江青改了你的文章，你會反對嗎？江青要你做什麼，你敢不做嗎？”他所在的那桌大聲爭論，其他幾桌都在靜聽，和我同桌的原上海地下黨學委的一位老同誌喟然歎道：“戚本禹至今缺乏自責之心，但我認為他講的倒是合乎實際，文革中還有許多事實糾纏不清，需要澄清，需要總結。”
我去了中國科學院
粉碎“四人幫”後，我在路上碰到王漢斌，他穿著滿身油膩的工作服。我說：“漢斌，你又可以大展身手了！”他在文革中落難以後，被安排到北京市一個小建築公司當革委會第八副主任，管食堂和幼兒園。王漢斌1941年在緬甸入共產黨，次年回國，入西南聯大曆史係，1945年畢業。他在西南聯大時就是學生運動領導人，後來回到北平，曾任北平地下黨（南係）學委書記。北平和平解放時，他寫了《告北平市民書》，文采出眾，被彭真發現，調往北京市委任政治秘書、政策研究室主任。那次我們見麵沒多久，他被調到中國科學院，有人向王漢斌舉薦了我，我於1978年3月調到中科院政策研究室，主要做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工作。在科學院，我有幸結識到很多大科學家和科學領導人。
王應睞發火
科學院上海分院院長兼生化所所長王應睞是生物化學方麵的權威，學部委員。他最得意的一位門生派往美國留學，卻不讓她的愛人一起去，理由是夫妻同去，不就可能溜了嘛？那時候大使館有規定，參讚以上的幹部可以帶老婆，其他人不可以。外交部的一些夫妻，一個派到歐洲，另一個就派到非洲，故意讓人家分開。科學院派人自然仿照此例。王應睞說：“年輕夫妻不在一塊，你可以，我也可以，但有些人不行，這是生理需要。我這位門生在國外和外國人睡了覺，她丈夫也是科學院的研究人員，諒解了她。可是科學院外事局通知讓她馬上回來。她的科研題目沒幾天就成功了，卻讓她停止科研工作。這個女的一看非要她回來不可，顯然要批鬥她，就不回來了。”王應睞為此火透了。他認為，應該允許科研人員夫婦一起去，這是人性。他和我說了這件事，我寫了一份《王應睞同誌對派遣出國留學人員的意見》。送給院領導參閱，方毅看了，批示：要研究。胡克實批：值得重視。但也有領導說，“太過分了”。後來這個材料成為解決夫妻可以一起同時出國工作的一個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