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德培的苦惱
馮德培是生理生物專家，當選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以後，仍兼任上海生理生物所所長。上海市委為了加強科研工作，給這個所配備了一名原是工廠勞模的黨委書記。這位書記，管人事，把馮德培的秘書調走了，她說，副院長是部級幹部，秘書政治上要強，這個秘書不夠條件。這位秘書是科學秘書啊！馮德培說：怎麼把我的秘書調走了？調個不懂科學的人來，我說什麼他也聽不懂，能當我的助手嗎？馮德培還說：“這位黨委書記工作認真，每天坐在門口檢查人家上下班，認為科研人員太自由主義了。她不懂科學。”生物實驗研究，機器一開，連著三天都不能離開。她卻提出每天晚上鎖上實驗室，保證安全，還規定每個科研人員都要準時上下班。馮德培說：“了解她是好人，熱心人，實在是談不攏，是不是我有思想立場問題？”說得很含蓄，我也寫了材料報院領導，反映給上級市委，把這位書記換了。馮德培特地找到院政策研究室說，你們幫助我說了我不方便說的話，解決了我一大苦惱。
極為樸素的黃昆
黃昆是世界著名物理學家、中國固體物理學和半導體物理學的奠基人之一，2001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是中國科學院院士，還是瑞典皇家科學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他是鄧小平點名調到中國科學院領導半導體所的。1980年調來時，家住中關村，騎一輛破舊自行車到城裏上班，看門的以為他是雜工，不讓他進樓去。他穿得樸素極了，早年留學英國，妻子是英國人，家裏還生煤球爐子。他是燕京大學畢業的，把我當小老弟，有一次對我說：“文革中批判資產階級法權時，我們夫妻倆都完全相信，認為領高工資是資產階級行為，因此我把大部分工資都交了黨費，隻剩下100元維持一家四口生活。”他就是這樣過了好幾年，後來所黨委書記下了“禁令”，限製他交錢。另一次，他找我談要我向院領導反映。他說：“我這個人適合在科研一線工作，不適合做管理，所長應當讓懂科學、善管理的人擔任。”隨後他講了個“故事”：美國有個七人組成的科學代表團訪問南京，南京市領導熱烈歡迎，設宴款待後合影留念，這七個人該怎麼站位呢？主持者禮請其院長站在最中間，兩旁是副院長、所長，靠邊的是兩位沒有職位的人，而恰好是這兩位“靠邊站”的，正是成就最大的諾貝爾獎科學獎得主，黃昆笑道：“中國重官職，西方重實際，他們的院長、所長都是管理人才，懂一些科學，但不要求科研尖子作管理工作。科研隻能在第一線出成果，無論職位多高，管理者隻是後勤而已。”黃昆的這個故事，我給院領導寫了報告，方毅同誌在報告上重重地批了幾個字：“送黨組同誌研閱”。
盧嘉錫很有個性
盧嘉錫是中國科學院福建物質結構研究所所長，在1981年中國科學院第四次學部委員大會上由全體學部委員選舉他為科學院的院長，是科學院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民主選舉的院長。（以前和以後，中國科學院院長都由國務院任命）盧嘉錫很有個性，一上任就提出要兼黨組書記：為什麼別人當院長能兼黨組書記，我不能？我入黨20來年了，如果我不兼黨組書記，人事上我管不了。科學院是管人的，是管人腦子的，人都管不了，我還做什麼？後來，盧嘉錫院長兼了黨組書記。他的思路和別人不一樣。例如當時有種說法：誰想當官，就不讓他當官；誰想出國，就不讓他出國。但盧嘉錫說，一個科研人員如果不想出國學先進科學，就不是好的科學工作者，科學是世界的。不了解世界先進科學，怎麼趕超？沒有雄心大誌，沒有信心的人，是不會有大的成就的。如果有科研人員主動要求做某項目科研的帶頭人，這不很好嗎？科研人員想出國考察，是正當的。這跟一些黨政幹部借考察之名出國遊山玩水是性質完全不同的。他還說：“1979年開第一次全國科學大會，鄧小平報告稱我們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當時我很高興。但接見外賓時，說我們是worker，實在不合適。worker在外國科研院所裏是指打掃衛生的工人。科學家是推動世界前進的主力，不附屬於工人階級。”
李昌非常勤奮
李昌是一二·九學生運動時清華大學的學生領袖，他在中國科學院是副院長。他大學念到物理係三年級，可以和外國專家們談粒子、中子什麼的。他很會寫文章，所有的報告都是自己起草，對秘書起草不滿意。對馬列主義也有研究。早在1980年，他在院部召開的會議上當著幾十位研究所黨組書記的麵公開說，我最近去德國訪問，親眼目睹許多工人家庭住著很高級的房子。如果我住上這種房子，你們的大字報就該糊滿了。他們普通工人生活水平這麼高，馬克思主義關於工人階級絕對貧困化的論述，恐怕是不能成立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馬克思的一些理論需要研究思考。他最早提出精神文明應當與物質文明建設並重的思想，被中央采納後非常高興。
李昌生活儉樸，帶我到中關村搞調查，每天中午隻帶一個小飯盒。裏麵就一些海帶、豆芽、白菜。我說，你的飯太儉省了。他說，這是老保姆做的。文革中他和夫人馮蘭瑞都被抓起來，小兒子靠保姆帶大。他說，保姆現在已經老了，我們把她養起來。不讓她做事，但她繼續幹，一心照顧我們。她做的飯，我不能不吃。李昌對佳肴美味沒有興趣。往往坐下來吃幾口，不等主菜上桌，就起身走了。衣服邋遢，布鞋磨爛了，衣褲常忘記係上扣子。他最熱心的事是討論問題。在中關村調研，有時一天說話不下6個小時，累得回家時靠在汽車後座上直喘氣。他的缺點是比較主觀，不等人家暢所欲言，就搶著辯論，他滔滔不絕，別人就不說話了。他的最大優點是容忍，有老幹部背後罵他很難聽的話他也不生氣，還說：“這件事可能處理得是有毛病。”
胡克實關心幹部
胡克實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關心幹部。一次開會他看我打哈欠，問詢知道我住愛人在《中國青年報》的宿舍，兩家合住一套，休息不好。他說：“我想想辦法。”過兩天，他給中青報管行政的同誌寫了一封信，讓直接交給他。那位同誌收到原團中央書記的親筆信，出乎意外，驚喜萬分，很快幫我們調了一套兩間的宿舍。
有一次，他讓我們幫助人事部門把留蘇學生的檔案清理一下。50年代派往蘇聯留學的學生，都是最優秀的學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當年他們留蘇，由於蘇聯戰後女多男少，很多“娜達莎”圍著中國留學生轉，舉止也很親密。每當留蘇學生取得某項成績，這些女孩子（助手、助理或助教）往往高興得抱一下或親一下，這在俄羅斯是很普通的，但讓我駐蘇使館的人看到了，往往在某某檔案中寫上某某與蘇聯女性有曖昧關係，作風怎麼怎麼樣，影響了對他們的使用。胡克實說，人事幹部，往往出身苦，山溝裏長大，代代紅，政治品質好，但文化低，見識窄，特別對有海外關係的人，對華僑，對大城市長大的幹部，有一種片麵認識，認為他們“關係複雜”、“思想複雜”，這種認識糟害了不少人才。科研人才（無論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都是思想複雜的人，如果頭腦簡單，能研究出什麼來呢？關係複雜也非壞事，交往過一些老專家，認識一些外國專家，有助於研究工作。所以，以後選拔人才，應先要求人事幹部轉換腦筋。
方毅思想開明
1979年開第一次全國科學大會，實際工作是在方毅主持下進行的，會議開得很成功。科學成了第一生產力，科學家（以陳景潤為代表）成了青年人景仰的模範，這是劃時代的思想轉變。中科院當年是“撥亂反正”的先驅。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每次院裏開會，凡有交通員送來三中全會的簡報，院領導閱後當即在會上宣讀，那些在三中全會上發出的要求民主和法製，主張改革開放的呼聲，迅速傳播四方。
方毅多次在科學院的大會上，公開發表一些與眾不同的政治見解。例如，他從羅馬尼亞、××國訪問歸來，在會上講觀感，公開抨擊那些國家的“個人崇拜”。他指出，對領袖的狂熱歡呼，是在暴力壓製下的虛偽，終將走向滅亡。他對我國的左傾路線錯誤，也發表過多次尖銳的批評，稱文革為法西斯專政，稱文革的領導人為中國曆史上最大的暴君。
尼克鬆訪華以後，有16位科研人員從國外回來定居科學院，其中12位家在台灣。後來又批準回來定居的29人中，有23人是從台灣去國外留學，家還在台灣，且多是國民黨官員的子弟。那時我們的幹部群眾的思想認識很片麵，認為回國科技人員越多，我們越麻煩，為此，我寫了反映材料。方毅批示：“應重視回國工作的同誌才對，工作分配、生活條件應給予適當照顧，請克實同誌切實抓一下。”
方毅思想開闊，多次講科學是世界的，我們必須和世界各國交流先進經驗，幾十年來，我國實際執行“閉關鎖國”政策。粉碎“四人幫”後，開放了一些，允許一般人（經嚴格審查後）出國，但仍規定高級科研人員不能因私出國，怕這些“寶貴的人才”走了不回來。但事實是，我國當年的中老年科學家百分之九十幾是從海外回歸的。他們為新中國服務了幾十年，卻不讓回去探親。半導體所有二位科學家（成眾誌和吳錫九），成的夫人是著名愛國將領黃紹竑的女兒，吳的夫人的母親是日本幕府（貴族）家出身的日本婦女，她們在上世紀50年代隨丈夫到中國，這時都獲準去國外探望父母。而成、吳兩位科學家被孤身留在北京。方毅聞訊後，批示：“禮送出境，歡迎回來。”1978年10月，由錢三強院長主持，在北海公園禦膳房設宴歡送，我有幸陪席。這不是一次普通的宴席，而是1957年以來，第一次允許科學家因私出國，是“自由出入境”的先聲。一年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方針。方毅正是“開放”的積極推動者。
方毅那時是副總理、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科委主任兼科學院院長，身兼五個重要職務，還抽空學外語呢。一天開會，討論起草一個文件，方毅拿來《華盛頓郵報》，用英語念了其中一段，有四五百字呢。念完後問：“你們看了嗎？這跟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很有關係。”方毅1930年入黨，轉戰南北，隻上過初中，文革以後，到科學院工作，每個禮拜天請生物所的一位助理研究員幫他補習英語。盡管念得有點結巴，但能達到這個水平實在不容易。中央領導人這樣好學，使我非常敬佩。
（選自《炎黃春秋》2014年第6期/本文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