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名流軼事
人物·真名士自風流
作者：高鍇
我年過八十，先後在上海南洋模範小學、中學、燕京大學、北京市委統戰部、北京日報社、煤炭工業部、中國科學院、全國人大常委會學習和工作，耳聞目睹許多事件，接觸過許多知名人士。
我的第一位首長崔月犁
1951年初，我正在燕京大學讀書，組織決定抽調我去北京市委工作，被分配到市委統戰部，給副部長崔月犁當機要秘書。
崔月犁出身普通農家，小學讀了五年，中醫學徒三年。1937年入黨，當過八路軍軍醫。他原名張廣胤，參加革命後，組織讓他去黨校學習，改了名字。他說，時值春天，一天傍晚，看到在依稀可見的月光下，農民趕著牛在田裏耕地，就取名崔月犁了。以後工作需要，他也姓過李，有過其他名字。大概他喜歡“崔月犁”這個名字，就一直正式沿用了。1942年，他在劉仁領導下，到平津做地下工作。他非常機警，潛伏八年之久，做了大量工作，未被敵人抓捕過。1946年他介紹王光美參加軍調部中共代表團，做葉劍英的翻譯。1948年，他領導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中共地下黨員），動員傅作義起義。建國初，當彭真同誌的政治秘書，非常能幹。
上世紀50年代，天安門前每年舉行五一、十一遊行，彭真是遊行總指揮，陪同毛主席站在天安門城樓中間，毛身後是汪東興，彭身後是崔月犁，從1949年到1965年，年年如此。直到文革開始，彭真是第一個被打倒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崔月犁也進了監獄，這是後話了。
“三反”“五反”運動時，崔月犁兼任北京市“五反”運動總檢查長，組織了幾十個檢查組到被懷疑有嚴重違法行為的私營工商業戶進行檢查。我跟隨他到一些地方了解情況，發現普遍“搖煤球”，就是讓檢查對象站在中間，讓其他被審查的人在四邊把他推來搡去，越搖問題越多，實際上是搞逼供信。我們還發現，各處被檢查的家屬一片哭聲。崔月犁馬上向劉仁、彭真彙報，提出：製止“搖煤球”，對家屬生活要安置好，要確保孩子能上學。後來，崔月犁又帶領北京一百多名幹部支援上海搞“五反”運動。我也跟著去了上海。當時，上海資本家在“五反”壓力下，跳樓、跳黃浦江的有三四十人，時任上海市長的陳毅親自給我們“五反”工作團作報告，要求“手下留情”。我們在上海沒有組織工人鬥資本家，而是“背靠背”組織資本家學習班，讓他們自己交代。有資本家或其家屬哭泣的，崔月犁總讓工作組勸他：隻要好好交代，是有前途、有出路的。強調不要擴大矛盾。當時“五反”工作團，即“打虎隊”，大部分是越左越好。隻有崔月犁這樣的幹部敢說這個話。
1951年搞審幹，每個幹部都要把自己一生說清楚，何年至何年在何處，做何事。有一個女同誌當場就哭起來了。私下一談才知道，她三十大幾才結婚，對自己的男人隱瞞了8歲，擔心男方知道了會嫌棄她。崔月犁馬上向劉仁彙報，建議調整政策，提出如果不願意在會上交代的，可以單獨向組織交代。這樣一來，救了好多人。不然好多人要跳樓。崔月犁說：“我們切不可做任何傷害個人生活的蠢事。”
1957年反右期間，工商聯被點名揭發批判的知名人士有三四十人，有人揭發北京市工商聯副主任孫孚淩和李貽讚“反黨反社會主義”。崔月犁負責工商界的反右，我把記者寫的稿件送崔月犁審閱，他看到孫孚淩和李貽讚等人的名字，說：“他們跟黨合作多年，被揭發出來的言論也沒有明顯的反黨內容，就不要見報了吧。”他說：“如果一見報，很多人就會‘跟風’批判他們，就難以挽回了。”他劃掉了這兩位的姓名。李貽讚原是私營福康牛奶公司老板，他不知道崔月犁曾經保護過他。文革期間我從江西幹校回來，還沒有分配工作。他一見我就低聲問：“崔部長怎麼樣了？他被關了這麼多年，身子骨還頂得住嗎？”我心裏很感動，那時崔月犁被關在秦城監獄，一些熟悉他的同誌都不敢提他的名字，而這位資本家仍然口口聲聲“崔部長、崔部長”。後來又見麵時他還說：“國家要富強起來，還得靠你們這些真黨員。”
文革中崔月犁在秦城監獄關了八年，受盡折磨。為什麼？因為要把崔月犁打成特務，他介紹參加革命工作的王光美就成了特務，劉少奇也就成了內奸。
當時，康生向中央提出：“劉仁、徐子榮、馮基平、崔月犁四個反革命分子，出賣黨和國家的核心機密。要把他們銬起來，實行嚴厲的突擊審訊，讓他們繳械投降。”對崔月犁每次審訊三天三夜，隔幾天再來個三天三夜。反複問他去沒去過東四六條多少號。因為那裏曾經是日本特務機關。為把劉仁打成特務，審了他四五個回合；為把王光美打成特務，審了他七八個回合。每個回合三天三夜，共審訊了三個月，打得眼睛腫得睜不開，走路時用手扒開眼睛，四五個月後臉才消腫。他戴著手銬整整過了四年兩個月。徐子榮、劉仁死在獄中。馮基平坐監獄九年，崔月犁八年，兩人一度都神經錯亂了。崔月犁“被吃藥”吃得眼睛突然什麼都看不見了，腿不能走路。
文革後，崔月犁做了衛生部部長。他做過軍醫，喜歡中醫，還有一個因素，是他想離“核心政治”遠一點。
和民主人士交朋友
我在北京市委統戰部時，接觸過不少民主人士。
我們是真心誠意和民主人士交朋友。時任統戰部部長的李樂光，1931年清華大學畢業。全機關18個人，都來自清華、北大、燕京、輔仁，在地下時期入黨，都是理想主義者，回想起來，那時做過很多左的事情，但絕不是存心整人。李樂光領導北京各大學的思想改造運動，整了很多老教授。但1954年他因病去世後，潘光旦教授（李當年清華同學）主動要求為他執紼送葬。我眼見潘光旦在李樂光墓前涕淚橫流。
那時對民主人士是很尊重的，他們當時也敢說話，因為他們有過革命曆史，在群眾中有威望，每個人有專長，有的是世界性人物。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有一次在中山紀念堂開大會，錢端升來晚了，從西邊的門進來向東走，走得很慢，皮鞋嘎登嘎登，走了足足三分鍾，會議為此停下來，等他坐下才繼續開。錢端升是著名的法學教授，解放前支持愛國民主運動，建國後參加製定新中國第一部憲法（1954年憲法）。他大力主張“以法治國”，反對“無法可依、有法不依”，主張“公民在法律麵前一律平等”（這一句寫進了1954年憲法）。但在反右運動中，他的正確主張被扣上“資產階級法律觀點”的帽子。《人民日報》等報刊發表了一係列文章，說“法律界右派分子妄圖以法律代替政策，否定黨的領導”。直到文革後，人們才醒悟到錢端升的主張是非常正確的。錢端升本人以81歲高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馬寅初單槍匹馬
馬寅初是個大學者，他早年參加同盟會，留學美國，1914年就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1947年，中央研究院選舉院士，他是唯一的經濟學院士。他對國民黨反動派毫不留情，1946年，我在上海交通大學聽他演講，在白色恐怖下，他公然諷刺“老蔣”，說：“誰想發動內戰？就是那個‘娘希匹’！”建國後，他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兼政務院財經委副主任，1952年任北京大學校長。國慶前夕對學生講話：“明天，兄弟要上天安門去檢閱你們！”第二天，北大隊伍一進入天安門廣場，同學們親眼看到馬寅初站到毛澤東身邊指指點點。那時，每年舉行五一、十一遊行，領導人在天安門城樓上可以來回走動，民主人士隨時走到毛主席身邊說話。不像現在，開大會都是站的固定位置。馬寅初當年在天安門城樓上來回走動，隻見他興高采烈。平時，馬老也愛與人交談，無論對方老少，他都自稱“兄弟”，爽朗又風趣。不久後，他發表《新人口論》，提倡節製人口，計劃生育。違背了領袖思想，遭到鋪天蓋地的批判。他不服，貼出聲明：“你們毫不講道理，我這是科學研究的結論，雖單槍匹馬，也要奮戰（辯論）到底！”但他的正確主張被封殺，北大校長職務被撤銷，閑居在總布胡同家裏。我兩次去拜訪，他都默不做聲，閉目頷首，與前恍若兩人。
工商界的進步人士
我還交了不少工商界朋友，孫孚淩是一個。他原來在昆明上大學，是學生運動積極分子。北平圍城的時候，他哥哥跑美國去了，他爸也想到香港躲一躲，打電報說，你趕緊來。孫孚淩的老朋友王剛、鄭懷之也勸他來，發展實業經濟，建設新民主主義嘛。他乘解放圍城前的最後一架飛機趕到了北平。他爸爸寫了一封委任狀：委任孫孚淩為福興麵粉廠廠長。福興麵粉廠當時是北平最大的私營工廠。所以，他是1949年1月初才當的資本家。解放後，北京市委領導接見工商界人士，第一次公開見的隻有三位：劉一峰、樂鬆生和孫孚淩。孫孚淩做資本家沒有幾天，就成為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原來他的老朋友王剛、鄭懷之都是地下黨員，後來都是北京市委統戰部的幹部。
“實業救國”和“科學救國”一樣，是五四運動以來，愛國人士的奮鬥方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製定五星紅旗，正式解釋是：四顆小星代表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大星）領導下共同建設新民主主義的人民共和國。市工商聯副主委、民建中央副主任浦潔修，在抗戰期間就是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和她兩個妹妹浦熙修（名記者）、浦安修（彭德懷夫人），合稱“浦家三姊妹”，和鄧穎超等多有來往。浦潔修早年留學德國，是化工專家，創辦振北製革有限公司，就是走實業救國的道路。但“三反”“五反”運動一來，資產階級被搞臭了，浦大姐找當時任統戰部部長的李樂光，說：“我是愛國者，不是剝削者，我是革命者，不是革命對象，我願意放棄全部財產，把企業交給國家，要求參加中國共產黨。”我陪同接見。樂光勸慰道：“你的進步曆史我們了解，你也有資格入黨，但你留在黨外可以起更大作用。”以後，浦大姐繼續在工商聯、民建活動，到晚年終於實現了參加共產黨的願望。
浦潔修曾任北京市糧食局局長。其時，北京市有三位女局長都是民主人士，除浦潔修外，北京市衛生局副局長是李健生（章伯鈞的夫人），民政局副局長是鄧季惺（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的母親）。她們都有很高的學識，工作熱情，待人溫和，和市委統戰部的同誌相處很好。那時，我們都把李健生看作“中左分子”（靠近共產黨的進步人士）。“反右”一開始，毛澤東把章伯鈞定為“頭號右派”，夫人也就從“左派”變為“右派”。鄧季惺原是《新民報》的老板，終身從事新聞事業。《新民報》是份傾向進步的報紙。她丈夫陳銘德早在1929年創辦上海《新民報》，抗戰期間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建國後任北京市政協副秘書長，主持政協下屬的學習委員會，早來晚走，組織民主人士學習，不折不扣地是共產黨的真誠的朋友。但在“鳴放”期間，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組織的新聞座談會上放了一炮，提出對老報人使用不當的意見，具體內容是說燕京大學原新聞係主任蔣蔭恩諳熟新聞事業，桃李滿天下，不應該在院係調整後把他調任北京大學總務長，這是用非所長，浪費人才。蔣蔭恩是我的老師，1949年時在美國做訪問學者，一聽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立即乘飛機趕回北京。他是我平生接觸過的最誨人不倦的老師之一，我完全擁護陳銘德的意見。但是，反右一來，毛澤東就把這次新聞座談會稱作“黑雲壓城城欲摧”。陳銘德的正確意見被扣上“攻擊黨的幹部政策”的帽子，陳銘德夫婦雙雙被打成右派。鄧季惺原是《新民報》的老板，把產業交給了國家，反右後又失去了職位，就兩手空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