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寶俠不信。她和牛玉強朝夕相處7年，他是鄰居甚至是民警眼中的“老蔫兒”，這種人不該遭這份罪。朱寶俠辭去售貨員的工作，開始為牛玉強的事奔波。公公已於2006年去世，這也就意味著：自己和兒子得靠婆婆微薄的退休工資生活。
她每天清晨為婆婆和兒子做好早餐和午飯後，騎著一輛破舊自行車四處“討說法”。去司法部、信訪局，一個個找律師谘詢。一次50元的谘詢費，朱寶俠每個月會“豁出去”兩三次。
每個月都會給丈夫寫幾封信，讓他別為了掙勞績拚掉老命，有時也安慰他，她正在四處活動，他很快就會平安回家。最初一年，牛玉強回信很積極，對自己在監獄的生活，不多提，他最關心的還是兒子。漸漸地，他的回信少了，內容也很簡短。朱寶俠從他獄友的家屬那裏了解道：丈夫身體不是很好，但卻比任何人都拚命幹活。這讓她很擔心，這邊還沒替他討到說法呢，他那邊卻先把命玩兒完了。
為了兒子，營救我的丈夫
兒子漸漸大了，老問爸爸去哪裏了，朱寶俠先是說“當兵去了”，兒子上小學後，人家告訴他隻有20歲左右的人才當兵，朱寶俠就說爸爸去外地工作了。見同學個個有電腦，跟媽媽要沒有“得逞”，孩子就硬要在媽媽給爸爸的信裏塞上自己的信：“爸爸，你給媽媽寄點錢回來吧，我想買台電腦。”當時是2008年底，申請多年剛剛能享受低保的朱寶俠，不得已為兒子買了電腦。
“在外工作不能回家”的父親信件越來越少，每到大年三十才給家裏打電話，同學不斷問“怎麼從不見你爸爸接你啊？”兒子對於父親的真實去向產生了懷疑。朱寶俠越來越疲於應付，她心急如焚，兒子都10歲了，還能瞞他多久呢？
2010年10月，媒體以《中國最後一個“流氓”》為題報道了牛玉強事件。某天，朱寶俠正在翻找給報社用的丈夫照片時被兒子發現了。“您找爸爸照片幹嗎？”朱寶俠知道，不能再對兒子隱瞞下去了。“你爸爸不是上班去了，你爸爸很冤……”話沒說完她就哭了，兒子也跟著媽媽哭。
為了讓孩子明白真相，接納父親，朱寶俠已經沒有回頭路。2010年11月，她來到北京天問律師事務所辦理了委托手續，正式委托周澤律師作為丈夫的代理人。開始有媒體記者采訪朱寶俠，她一般都把采訪約在兒子上學的時候。但有一次采訪時，兒子提前放學回家了。他一聲不吭地進了房間，等記者離開後，他哭著求媽媽：“您別讓人家照正麵的臉好嗎？也不要讓記者寫真名。我同學要是知道了，我哪兒還有臉上學呀？”朱寶俠說：“你爸爸很冤。我這樣做，是想讓他早點平安回家。”孩子還小，他根本不理解爸爸的冤。
但漸漸地，兒子已經習慣了家裏不時有人“造訪”，他不再對媽媽提要求，但是朱寶俠哭的時候，他會一邊勸媽媽“別哭了”，一邊跟著大哭。
2011年1月6日，周澤律師致函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特赦“最後的流氓”牛玉強，同時還致函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八師監獄管理局和新疆生產兵團監獄管理局，要求糾正其批準石河子監獄順延牛玉強刑期的做法。
朱寶俠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義務幫她打官司的律師周澤身上了。但她明顯有些心急，在2011年1月15日記者采訪她時，憂心忡忡地問：“怎麼還沒有人給我消息呢？大強在裏麵耗不起啊！”盡管問題很殘酷，記者還是在采訪臨近尾聲時問她：“你是否考慮過，萬一，牛玉強要在監獄待到2020年……”她哭著打斷，大聲道：“不可能！”
兒子的房間傳來敲擊鍵盤的聲音，朱寶俠破涕為笑，前不久她跟侄女學會發微博，每隔幾天都會去“微博”上為丈夫呼籲。而也因為這個教自己發微博的20歲侄女適時地開導了兒子，小家夥似乎開始理解媽媽，也不再忌諱提到爸爸了。朱寶俠說：“我上午剛為大強寫了點東西，這會兒，兒子正幫我發到微博上呢。回去後您幫我轉發啊。”
對於“牛玉強事件”的是是非非，我們深信：法律自有公斷。當然，我們也深信，當有一天帶著“釋放證”的牛玉強回到家裏時，他那曾被拋擲的青春和歲月，很快會被這個名叫朱寶俠的女人，溫暖熨帖得一如什麼都不曾發生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