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經濟學的影響不僅隻是在日本，它的推出同時讓一些貿易國感到了貨幣戰爭潛在的威脅。在這種彙率競爭性貶值的預期下，安倍上台的半年內，其政策的外溢效應已有諸多體現，比如歐元等貨幣脫離經濟基本麵，快速升值。今年以來，在包括二十國集團（G20）等大型國際會議上都有日本央行的官員出場，對安倍經濟學作解釋。雖然這些會議並未指明安倍經濟學將引發競爭性貶值，但是，日元的大幅貶值已然讓一些國家從開始關注走向了實際行動。本月以來，韓國、澳大利亞、越南、歐洲等央行紛紛降息，此舉除了應對自身的經濟發展以外，與日本等外圍發達經濟體的近乎無限規模的量化寬鬆政策（QE）不無關係。4月13日，美國財政部發布報告，公開警告“日本勿讓日元競爭性貶值”。對此，路透社刨根道：“自2000年，日元貶值與美國PPI水平呈現出緊密關係。2000年日元開始下行，2001年底，美國PPI開始下行；2005年夏，日元對美元彙率再次下行，2 0 0 6年底，美國PPI開始下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日元貶值，以美元計價的出口產品價格下降，競爭力提升，一方麵可以通過壓低向美國出口產品價格，主動拉低美國的PPI，另一方麵日本“物美價廉”的出口產品也會對美國出口產品形成壓力。而長遠來看，如果日元持續貶值，會對其它國家帶來通縮的效應。迄今為止，日元對美元彙率已經貶值約30%，亞洲國家中除了韓國之外，並沒有其它經濟體針對日元貶值做出貨幣或財政政策調整。正因為現在日元貶值還未引發區域性貨幣競相貶值趨勢，對美國的利益影響不大，美國尚能容忍，目前也隻是警告。若日元貶值超過了美國的容忍度，美國采取措施壓製日元升值是可以預見的。
安倍經濟學中關於深化結構性改革，促進私有部門的經濟轉型，包括去監管化和創新等增長強化政策至今尚未揭開麵紗，難予置評。已走出的兩步，本質上都是量化寬鬆一類招式。量化寬鬆應當說是日本的發明，在日本是有淵源的。1985年日本政府宣布“廣場條約”後，日元大幅升值，令當時以出口為主導的日本經濟大受打擊，房市股市皆明顯下跌。作為應對策略，日本央行在19 9 6年開始推出了超低息的政策，當時還沒有量化寬鬆這樣的說法，但日本其實已經這樣做了。在1998、1999年的時候，日本政府又推出了高額的政府公債這樣非傳統型的貨幣政策。日本央行在上世紀9 0年代中期償試加大市場融資力度，令日元貶值，資金泛濫下迫使銀行借出過剩的資金刺激經濟，擺脫通縮。在過去20多年的時間裏，根據日本的標準，日本的經濟實際上並不理想。直到2001年3月日本采取的這些措施，才被定義為“量化寬鬆”政策。日本用了20多年時間做了一個實證性試驗，使人們看到非傳統的貨幣金融政策達不到人們的預期，也沒能像政策設計製定者所期望的那樣發生作用。“量化寬鬆”在過去20多年使用不靈，今天再次啟用就一定靈光？此話不好講。要實現真正的經濟增長，生產率的提高，光靠這些量化的貨幣政策是不夠的，必須要考慮到技術水平、人力資本的投入等等。安倍經濟學是否管用？隻有其深化結構性改革的政策和措施推出並落實後，最終才能得出結論，這是不言而喻的。
日本之於中國是一家關係非常特殊和重要的鄰居。這不僅是因為特殊的曆史關係，重要的地緣政治關係，即在經濟方麵關係依然特殊和重要。因此，關注日本的經濟發展，對於中國經濟發展依然特別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