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門坎文化的鄉土智慧
文化風景·畢節
作者：沈紅
曾經的
“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區”
在生態版圖上，石門坎原本邊遠洪荒之地，位於貴州接近川滇最邊緣的西北角，古時被稱作烏撒蠻的烏蒙山區腹地——生態惡劣、稼穡艱難；古來瘴癘之地，貧病交加，生計難；大霧陰雨、溝壑縱橫，行路難。到了機動車時代，石門鄉處在貴州公路網末梢，與雲南路網不銜接，退居邊緣之邊緣。
在文化版圖上石門坎曾是未開化的村落，居住著所謂晦盲否塞、結繩刻木的苗族。苗族苦難數千年，遷到黔西北、滇東北的一支稱大花苗，棲身在彝族土目的地盤上，被官府劃為尚未教化的“生苗”，處於半農奴半奴隸境地。遷來石門坎時，大花苗是漢字文盲、漢語語盲和數字數盲。
20世紀初，隨著英國傳教士柏格理的到來，一個蠻荒不馴的小村落，異軍突起，帶領苗族和周邊少數民族掃除文盲，勃興教育，風雲叱吒，成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區。
隨著研究的深入，石門坎（苗語稱“卯嶺南”）的涵義正在不斷拓展中。我們發現它不僅指百年老校所在地那個村落，不限於目前石門鄉行政區劃範圍，而且代表一種民族發展現象、一種文明交流的象征，是以石門坎為中心的文化網――跨越貴州、雲南、四川三省行政邊界的少數民族文化社區，輻射遠近20個縣的眾多村寨，筆者稱之為“石門坎文化圈”。作為卓有成就的民族文化中心，石門坎曾領導著黔西北、滇東北、川南少數民族地區近百所鄉村學校，發育出20世紀上半葉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最大的基礎教育網和鄉村宗教網絡；作為民族文字網絡，石門坎苗文也有諸多建樹，甚至跨越民族分布邊界，向彝族、傈僳族地區有效傳播。21世紀的學者們正在研究石門坎所承載的民族學、文化學、社會學和宗教學意義、發生機製和變遷規律。
精神內涵和核心競爭力
石門坎進入筆者的研究，既因為生存在那裏的苗族曾經承受的曆史苦難的深重，又因為這個苗族為主體的社區在民族教育史上獲得的成就，它是貧困社區和貧困族群謀求“跨越式發展”的早期實驗區，其特殊的發展路徑和變遷曆程，為探討中國西部發展提供了另類思路和多項借鑒。
筆者歸納了石門坎文化四個方麵的精神內涵，它們共同構成石門坎跨越式發展的核心競爭力。
其一，文化創造，雙向開放。石門坎的活力出自外來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交融碰撞，以及民族社區對外對內的雙向開放與交流。最體現文化創造力的是石門坎苗文的創製和傳播，這種文字超越民族、地域的障礙構建了獨具特色的少數民族文字網絡；一所苗民學校發展壯大為鄉村基礎教育網絡；一所山區教堂發育延展為影響廣泛的鄉村宗教網絡。在特定曆史條件下，石門坎苗文的跨界傳播，幫助一些同樣缺乏民族文字的貧困族群獲得了初步文字權。
其二，苗族主體性，民族自覺。石門坎文化喚醒了貧寒的苗族子弟的主體意識和民族自覺，既體現在他們自立自強、追求卓越的主人翁精神，以及絕境逢生、救同胞於危難的共同體使命感，也體現在學校尊重教師和學生的文化選擇、信仰選擇和流動自由等方麵。
其三，以苗教苗，薪火相傳。石門坎文化和教育的自組織係統能夠吸引本土人才回歸、外部人才往來無阻，聯體共生的學校-教會網絡成為師資儲備庫，促成了以苗教苗、前赴後繼、薪火相傳的大規模教育實驗，確保這一場平民教育運動得以有序有效地展開。
其四，西部鄉村建設的向心力。石門坎曆史同樣具有鄉村建設實驗特點，它引領了一場具有西部特色的鄉村建設運動，堪與東部當年鄉村建設運動相仲伯。石門坎文化圈的擴展與民國史上東部的鄉村建設運動相比，共同之處是二者都在平民教育、社區公益設施、文化建構等方麵開展了有效實踐，其區別在於石門坎更重視苗民參與和集體行動，更具向心力，結果使苗族自己的知識分子脫穎而出。石門坎文化圈如同磁場，影響波及西南多地，為貧困村寨帶來新的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