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裏的竹雕
大觀
作者：天一
我國竹類資源豐富，分布廣泛，國人也成了最早認識、且最善於利用竹的民族。據考古發現，距今一萬年前長江中下遊和珠江流域的原始人類已開始栽培和使用竹類。而南朝宋人戴凱之所編《竹譜》記載的竹名及其性狀已有四十多種，到了元人李珩的《竹譜》中，這個數字增加至三百三十四種。在對竹的認識不斷深入的過程中，竹也逐漸滲透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麵麵。就如晉人郭義恭所臚列：
廣人以竹絲為布，甚柔美：蜀人以竹織履：可製蔑編笆為籬笆：斷材為柱，為棟，為舟楫，為桶斛，為弓矢，為笥、盒、杯，為箔、席、枕、幾，為笙、簧樂器：實可服食，汁可療病，筍可為蔬。其中恒多，莫可枚舉。
不論是修造建築，製造交通工具，還是用作生產、生活用具，乃至飲食、服飾，樂器、文具等領域，竹的身影都無處不在。在這個過程中，竹與文化也產生了緊密聯係，其象征意義日益豐滿：“不剛不柔，非草非木”，及堅挺、長青，中空，分節等自然屬性經過傳統思維模式轉化後，被比附於士人最高的人格理想“君子”，於是竹具有了“剛，柔、忠，義”和“本固，性直，心空、節貞”等儒家式美德，——“竹之於草木猶賢之於眾庶”；另一方麵，像王徽之“不可一日無此君”，蘇東坡“無竹令人俗”等倡導，以及“竹林七賢”，“竹溪六逸”等故事，又投射出道家式的自由精神。可以說，竹完美地體現了士人儒道互補的眾趨人格模型，其意涵已深深植入一般知識人的精神世界。竹文化在文學，繪畫領域都影響甚大，直接取竹為材料的竹刻藝術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工藝門類，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一、竹刻工藝曆史簡述
竹材易朽，史前期實物留存無多。據考古資料，目前已知最早的成形竹製品，為江蘇常州新石器時代早期（約10000—4000年前）的矛形竹器。晚此之竹製品則以編織物為主。
春秋戰國時期的竹製品可以原屬楚國控製範圍的湖南，湖北、河南部分地區的考古發現為代表。其數以千計，品類亦較多樣。既有喪葬用的大竹席，竹簾，竹網；日用器具又有竹筒，竹簍、竹籃、竹扇，竹席，竹箢箕，竹井圈，竹筒，竹夾、竹鼎蓋等；用作兵器的竹弓，竹矢杆，竹矢箙，戈矛柄、肩輿與車輿之構件，用作文具之竹筆杆，竹片、小竹筒，及排簫、篪，笙，竹相等，達二十六種。
而為以往竹刻研究者所公認的“現知較早有高度紋飾的實物”，還是長沙馬王堆一號墓出土西漢早期的兩件彩漆竹勺，雖器表髹漆，但因竹胎運用了浮雕與鏤雕技法，故多被取作竹刻的珍貴例證。
在此後漫長的曆史時期裏，雖然文獻中不乏筇竹杖，蘄簟等工藝名品的記載，但堪稱竹刻藝術品者卻不多見，而流傳的實物更是少之又少。
據《南齊書》載，齊高帝（479～482年在位）曾以“竹根如意”賜明僧紹，這是文獻中所見最早的竹製圃雕器物。北周庾信有“野爐燃樹葉，山杯捧竹根”的詩句，或同樣為以竹之地下莖為材料製作的酒具。
關於唐代竹刻的記載，以北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中所記德州刺史王倚家藏筆管為最著，其上刻《從軍行》詩意圖，“人馬毛發，亭台遠水，無不精絕”。而實物則有江西南昌出土的竹根俑，造型粗樸，腳用竹根，身用竹莖，頭發、左手另用竹簽插入，這是已知最早的竹製圓雕人物。日本奈良正倉院則藏有最早的傳世竹刻品——留青“尺八”，器表留青筠作陽文，有仕女、樹木，花蝶等，純為唐風。
至宋則終於有了第一位載名典籍的竹工匠人詹成，據說其“雕刻精妙無比”。實物則隻見寧夏之西夏陵出土的竹雕殘片，推測“是盤類邊緣裝飾中的一段”。
而元人楊璃記“家藏竹龜”，“首尾四足，皆他竹外來者。竅小。兩頭倍大，可轉動而不可出，…不知何法得入。…特以鬼工稱之”。
早期竹製品，除窮工極巧者外，大都囿於實用，以批量生產的產品為主，還難以稱作曆史意義上的獨立工藝門類。不過，在緩慢的孕育發展期裏，竹刻也為其自身的勃興準備了條件：其工藝技法均已賅備，竹文化的積澱日益深廣。隨著時代環境的變遷，士大夫越來越多地鼓吹、讚助，甚至親身參與到竹刻中來，使藝術化的創作得到更多重視，終於在明代中晚期走向了繁榮發展的階段。
若論竹刻必自朱鶴始。雖然《竹人錄》將創始之功盡歸於他，顯係誇大之辭，但朱鶴為嘉定地區竹刻有影響力的先驅之一，當不成問題。朱鶴長子朱纓繼承了乃父刻竹家法，而更勝一籌。1966年，上海寶山顧村鎮明代朱守誠墓出土的劉阮入天台圖香筒，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較為可信的朱纓作品實例。朱纓技藝再傳至兒子稚征，逐漸發揚光大。這祖孫三人合稱“三朱”，以他們為核心，嘉定竹人摸索出了吸收書畫創作經驗，或自行繪製粉本，或將畫樣經調整移植於作品上，俾使構圖完整，留白適度的做法，完善了“窪隆淺深可五六層”的多層雕僂技巧，這些都是具有開創性的，遂令“嘉定竹器為他處所無”。此後該地工匠“爭相摹擬，資給衣饌，遂與物產並著”。嘉定竹刻曆數百年發展演變，始終占據竹刻史之主流。可以說，談到竹刻就不能不提及嘉定，反之亦然。嘉定因竹刻而名聞遐邇，竹刻因嘉定而發揚光大。揆諸史籍，再無一地可以相提並論。
三朱之後，嘉定地區知名的竹人還有侯崤曾，秦一爵（有的文獻誤作“秦一姐”）及沈氏兄弟漢川、大生，並漢川之子沈兼。這些竹人卒年多已入清，其創作風格自也延續下來，因此明末清初之作品麵目有一脈相承之特點。
而明代晚期嘉定地區之外，最重要的竹人為濮仲謙。《竹人錄》作者將其列為與“嘉定派”相頡頏的“金陵派”創始人。他的主要風格一為重視選材，“用竹之盤根錯節，以不事刀斧為奇”，另一則為“滅盡斧鑿痕”的所謂“水磨器”，推測應為極淺的浮雕或淺刻，若不向光紋飾幾不可見。
除去嘉定、金陵兩地，浙江，江蘇等地亦有竹人活動，嚴望雲（一作閻望雲）即為代表。嚴為浙中名匠，著名鑒藏家項元汴（1524～1590年）賞重之。望雲僅偶為竹刻，但傳世望雲所製竹根雕碧筒杯，與著錄之形製、題詩、款識俱相吻合，這在已知竹刻作品中是極為少見的。
大約從清康熙至乾隆中期（約17世紀後期至18世紀中期偏晚），嘉定竹刻迎來了曆史上的全盛時期。名家輩出，新創紛呈，也帶動了整個社會對竹刻的認識、欣賞和收藏。其聲名遠播之下，終至“與古銅、宋磁諸器並重，亦以入貢內府”。
被譽為朱稚征後“嘉定第一名手”的是吳之牆。他創製“薄地陽文”，法，又擅長自畫自刻，後世接受其影響或模仿其作品的竹人很多。有人以為在康、雍（1662～1735年）之際曾形成一個以吳之牆為首的竹刻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