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快推動民法典的問世”
早在1984年，王利明留校中國人民大學任教之時，適逢我國醞釀、起草《民法通則》，其主要起草者就是王利明的博士生導師佟柔教授。王利明協助導師就《民法通則》中涉及的問題作了大量研究，開始形成自己對民法體係的看法和認識。1986年，他和郭明瑞等合撰的《民法新論》在法學界產生廣泛影響，成為民法研究生的必讀書目。
新中國成立後，共有過幾次民法典立法活動。20世紀50年代初和60年代初的兩次，均因政治運動而中斷。1979年，彭真恢複工作後，被補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並兼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製委員會主任，再次主管立法工作。當時，王漢斌任法製委員會副秘書長，是彭真的重要助手。是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製委員會之下成立民法起草小組，開始了第3次民法典立法活動，共有五六十位民法學家參與，至1982年5月起草了民法典草案1至4稿。由於當時經濟體製改革剛剛起步，社會生活處在變動之中，關於民法典的立法，各方麵遲遲未能達成大致的意見，民法典的立法活動隻好暫停。彭真因此提議：民事立法由“批發”改“零售”；在一時難以製定一部完善的法典的情況下，先分別製定民事單行法，待條件具備後再製定民法典。
1998年1月，主持立法工作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漢斌委托6位專家、兩位退休法工委幹部和1位法官組成民法典起草小組，他們的任務是起草民法典和物權法。這是王漢斌卸任前做的最後一件大事。
王漢斌找王利明等開會之時，城市改革的方向已經明晰，國有企業的自主經營權也已確立，民事立法麵臨一個比較好的時機。當時決定成立一個民間機構“民事立法研究組”，掛靠在人大法工委民法室。“民事立法研究組”成立之後，就坐下來討論該怎樣開展工作。在民事法體係中，已經有民法通則、繼承法、婚姻法、收養法，還有3個合同法。接下來要起草哪一部法？大家認為，最主要的，一個是債權，另一個是物權。從難易程序看，確立物權在當時還難一些，之前的民法典草案尚沒有“物權”的字眼，均用“與所有權有關的財產權”來代替。草擬合同法比較簡單，1981年、1985年和1987年我國相繼頒布了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和技術合同法。於是，研究組就決定首先起草統一的合同法。王利明首先參與了合同法的起草過程。
在合同法頒布之後，他又立即投入到物權法的起草工作之中。在物權法剛通過之後，他又集中精力研究侵權法起草過程中的那些重點和疑難問題。王利明最早提出要單獨製定侵權責任法的思路，他的這一立法建議形成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他認為，傳統大陸法係的債法體係在當代已經凸顯出諸多的弊端，我國侵權責任法獨立成編，單獨製定，其主要優點在於，使得內容十分複雜的、現實中重要的侵權責任製度能夠自成一體，形成體係化的規則。從我國現實需要來看，如果不製定獨立的侵權責任法，而將其置於大量的特別法之中，主要的弊端在於其無法體係化，對於法官的操作帶來極大的困難。為此，他撰寫了一係列重要的論著，積極推動侵權法的製定。
2009年12月26日，備受關注的《侵權責任法》經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審議通過。
從某種程度上說，王利明的學術曆程，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商事立法曆程的縮影。他先後參與了《經濟合同法》《合同法》《專利法》《產品質量法》《物權法》等大量重要法律的起草和修訂工作，向全國人大提交了《審判方式改革中的民事證據立法問題探討》《加入世貿組織與我國法製建設》《論社會保障立法》《物權立法：采納物權還是財產權》《關於產品質量法修正案（草案）的幾點意見》等谘詢報告，為完善我國的民商事立法提出了眾多建議。作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司法機關的專家顧問，王利明長期為最高人民法院等司法機關的司法改革、重大疑難案例提供谘詢，承擔了大量的司法解釋的論證、起草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