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來，由於競爭外資企業無法參與中國的政府采購，以及無法從部分經濟刺激方案中受益，再加上個別外資企業收購中國企業未能獲得批準等一係列原因，導致外資企業感覺中國投資環境有所變化。客觀地講，導致外資企業“感覺有變”的因素都是一些短期因素，在這裏，作者更願意對中國外商投資環境的遠景進行一個展望。從中長期看，外商投資方式的變化、中國企業競爭力的變化等都是決定中國長期投資環境的主要因素。
首先，外資企業投資方式的變化。在改革開放之初，外資企業多采用合資的形式，比如，在汽車產業中外資企業絕大多數都是以這種形式投資的。此後，外資企業出現“獨資化”的趨勢，越來越多中外合資企業轉變為外商獨資企業。無論合資企業還是獨資企業，在投資便利度上都沒有任何影響，但近年來，外資企業(包括一些基金)越來越多地采用並購的方式，從全球範圍來看，並購本身所麵臨的阻力就要比綠地投資大，而且外資企業在對中國的並購中導致了一些民族品牌消失而不是壯大，這是中國的企業家和民眾所不能接受的。
其次，中國企業家對品牌的重視。在改革開放之初，從政府到普通民眾，普遍接受“以市場換技術(資金)”的戰略，當時，並沒有過多考慮品牌的問題。企業品牌的問題是從美國凱雷計劃收購徐工、法國SEB收購蘇泊爾之後，進入了中國政府和民眾的視野。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企業家也越來越意識到品牌的重要性，這一點從樂百氏—達能之爭、可口可樂—彙源並購案就可以看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外資企業要並購中國企業，顯然阻力會加大。
還有，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在不斷上升。在1995年，聯想隻是一個毫不起眼的“組裝公司”，業界普遍認為其競爭力還不如擁有自身技術的北大方正。但十年以後，聯想並購IBM的個人電腦業務，不管事後經營狀況如何，這已經足以證明中國企業國際競爭力的巨大變化。同樣的變化還出現在華為、格力、海爾、中鋁等許多企業身上。顯然，中國企業競爭力的上升，已經導致國內市場上內、外資力量對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外資企業在中國的經營難度加大，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最後，中國對外商的實際需求在下降。外商投資企業能夠帶給中國政府更多的外彙，能夠給中國企業帶來技術、管理經驗和資金，但從政府和企業的層麵來看，近幾年來這些方麵的需求已經大大下降。中國政府積累了超過2萬億美元的外彙儲備，對外彙的需求已經遠不如從前；在資金上，中國市場和企業的資金狀況也已經大大改觀；同時，由於產業和企業自身的發展，中國企業和外資企業之間在技術和管理上的差距已經大大縮小，而且在全球要素流動的自由化背景下，外資企業已經不是中國企業獲得技術和管理經驗的惟一渠道。
因此，外商投資企業目前所感受到的“變化”，雖然主要是受到了經濟刺激方案等短期因素的影響，但這可能也是長期變化的開始。外商投資企業應當正視這種變化，切實加強自身在中國市場上的競爭力，通過提高競爭力來獲得中國市場的認可。同時，外資企業要客觀看待中國投資環境的變化，以及中國市場上日益嚴峻的競爭局麵：
政府仍然歡迎外商投資。中國政府仍然歡迎外商投資，尤其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步伐並沒有放緩，反而是大有走出國門招商的趨勢。而且，中國政府對外資在土地、稅收上的各種優惠並沒有改變。惟一的變化是，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將越來越重視外商投資的質量以及保護國內的公平競爭環境。
外資企業要擺正自己的位置。在抱怨投資環境不如從前或者說自己的地位下降時，絕大多數的外資企業都是在和國有企業、中央企業對比，卻從來不和民營企業對比。中國的國有企業上繳利稅低、具有壟斷地位等問題有其複雜的曆史原因，也和國有企業改革以及公司治理上的問題有關，從長遠看，這些都不是一成不變的，也不會成為主流。其實，外資企業應該清楚地知道：盡管國有企業(包括中央企業)被認為處於更為有利的位置，但外資企業真正的競爭無一例外來自民營企業。從這一點上看，在中國的市場競爭中，外資企業並不是處於不利地位，而是處於有利地位，問題在於自身的競爭力。
外資企業要加強自我約束。在中國市場上，外資企業曆來意味著透明、規範，但近年來的一些事例表明，外資企業似乎越來越不注意自我約束，出現了一些令中國企業家和民眾側目的事件，如戴姆勒公司賄賂中石化員工的事件。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中國的競爭環境將會改善，已經通過但長期沒有執行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法》肯定會越來越多付諸實施。因此，外資企業要加強自我約束，至少，要做一個中國市場上的合法經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