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價值鏈環境下提高我國企業價值分配策略探討
企業發展
作者：魏華飛
摘要：全球化背景下，我國企業僅嵌入全球價值鏈的低附加值價值環節的現狀在為企業帶來微薄收益分配的同時，也讓企業麵臨著諸多挑戰。我國企業需要通過提升產業升級動力和能力，增強競爭力，自主構建全球價值網絡來獲取全球價值鏈中價值分配權力，並最終獲得更多收益。
關鍵詞：價值鏈全球價值鏈價值分配
全球價值鏈背景下，不同國家企業參與價值鏈的價值創造和價值分配存在巨大落差。當前，我國企業嵌入全球價值鏈的層次和質量較低，難以形成自己的競爭優勢，這種狀況如果不能改變，將無法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獲得更多主動權和定價權。因此，我國企業需要通過產業升級和價值鏈嵌入程度與質量的提升來提高在定價和利潤分配中的話語權。
一、文獻綜述
“價值鏈”最早由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波特（1985）提出，他認為“每一個企業的價值鏈都是由以獨特方式聯結在一起的九種價值活動類別構成的”。這九種價值活動可以分成基本活動（具體包括內部後勤、生產經營、外部後勤、市場銷售、服務）和輔助活動（具體包括采購、技術開發、人力資源管理和企業基礎設施）兩大類。不同企業價值鏈運行狀況將決定其產品成本在與其他企業比較中可能存在的競爭優勢。同時，由於企業在產品生產和價值創造過程中還需要與上遊企業和下遊客戶共同完成，因此，企業價值鏈又和上下遊企業的價值鏈相連構成了產業價值鏈。波特（1985）認為，每個企業都處在產業鏈的不同環節，企業競爭優勢的獲得不僅來源於內部價值鏈的運行，同時，也來源於企業價值鏈與產業價值鏈的協同程度。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明顯，價值鏈也突破了國界。美國杜克大學的社會學教授格裏芬（1999）提出了全球商品鏈的概念，集中探討了包括不同價值增值部分的全球商品鏈的內部結構關係，並研究了發達國家的主導企業如何形成和控製商品鏈發展的問題，英國經濟學家卡普林斯基（2000）在此基礎上比較全麵地描述了全球價值鏈的概念。 2002年，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對全球價值鏈給出了更為具體的定義，即是在全球範圍內為實現商品或服務價值而連接生產、銷售、回收處理等過程的全球性跨企業網絡組織，涉及從原料采集和運輸、半成品和成品的生產和分銷直至最終消費和回收處理的過程。它包括所有參與者和生產銷售等活動的組織及其價值利潤分配，並且通過自動化的業務流程和供應商、合作夥伴以及客戶的鏈接，以支持機構的能力和效率。
根據全球價值鏈的運行動力來源可以分為生產者驅動價值鏈和購買者驅動價值鏈，生產者驅動型價值鏈是指由生產者投資來推動市場需求，形成本地生產供應鏈的垂直分工體係。購買者驅動型價值鏈是指由具有強大品牌優勢或銷售渠道的大型采購商組織，協調和控製針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目標市場的生產、設計和營銷活動。價值鏈是產品從設計、製造、分銷到售後過程中的價值傳遞過程，全球價值鏈是產品在全球範圍內不同環節企業間的價值傳遞，不同環節的價值大小存在差異，可以用“微笑曲線”顯示出來，高附加值的價值環節位於“微笑曲線”的兩端，低附加值的價值環節位於“微笑曲線”中間部分，不同國家企業由於自身要素稟賦的差異，會嵌入在全球價值鏈的不同價值環節。一般來說，發達國家依靠自身資本與技術的比較優勢，嵌入全球價值鏈的高附加值價值鏈環節，而發展中國家由於資本相對不足、技術相對落後，隻能以其有限的要素稟賦嵌入全球價值鏈的低附加值價值環節。不同國家企業嵌入全球價值鏈的不同附加值價值環節後，一般在較長時間內難以有根本改變，原因是不同國家企業自身要素稟賦在一定時間內不容易發生巨大變化，另一方麵，位於高附加值價值環節國家企業也會通過各種措施來保護全球價值鏈的穩定，不使其發生變化從而保護自身的高附加值利益不受威脅。
自加入世貿組織以來，我國企業也深深地融入到全球價值鏈中，一定程度上獲得了經濟全球化的碩果。但是，我國嵌入全球價值鏈的大多數企業都屬於勞動密集型，隻是處於完全競爭地位的低附加值價值環節，不能占據高附加值的戰略價值環節，在全球價值鏈各價值環節的利益分配中自然難以獲取高收益。我國企業嵌入全球價值鏈的不平衡且處於中低端價值環節狀況，如果不能徹底改變，將極大地影響我國企業的進一步發展，也將嚴重地阻礙我國經濟的發展和國家複興的宏偉目標。
二、我國企業嵌入全球價值鏈的價值分析
企業嵌入全球價值鏈的位置取決於其所擁有的要素稟賦，這種稟賦主要包括國家及其技術創新能力、企業所在地的要素稟賦以及企業的競爭優勢等複雜因素。我國工業化總體水平相對較低、企業發展時間短，導致我國企業綜合要素稟賦等級相對較低，並最終決定我國企業嵌入全球價值鏈低端。
（一）全球價值鏈嵌入給我國企業所帶來的價值
我國市場經濟的主體——企業真正發展是起自上世紀八十年代。由於我國整體經濟水平和技術能力相對落後，企業發展的初期層次也較低。融入全球價值鏈，一方麵給企業帶來一定程度技術和管理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麵使我國企業產品市場範圍獲得巨大拓展，從而進一步提高我國就業水平和國民收入。有研究者對1992—2007年間中國省級麵板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結果發現貿易開放度與省域經濟增長的相關係數為正數，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貿易開放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係數存在明顯差異，其中東部地區相關係數最高。這種研究雖然隻是從中觀經濟層麵（省域經濟）與其貿易開放程度進行的，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在這種經濟增長過程中企業所獲得的技術和管理能力的提升，以及企業所做出的貢獻和獲得經濟收益狀況的改觀。
（二）全球價值鏈低端嵌入使我國企業價值分配微薄
我國企業嵌入全球價值鏈低端，使其所能參與的價值分配微薄，投入產出不成比例。有學者運用多層中間商模型分析發現，在經銷買賣關係中，生產企業隻能得到總剩餘的1/2（n+1），當中間商數量n=3時，生產企業隻能得到總剩餘的6.25%。我國生產型企業多為貼牌生產，其產品流通到國際市場需要通過4-5層流通環節，即國內外貿公司、國外進口商、國外大批發商、分銷商和零售商，最終到達消費者手中，從而使得我國生產企業獲利微薄。相對來說，我國生產企業產品內銷的收益相對較高，但即使如此，80%以上的利潤也為委托者拿走，貼牌生產企業所拿到的利潤極少，這種狀況最終導致國際市場中我國經濟實物份額與價值份額之間的差別迥異，形成“大背離”現象。在知識經濟時代，全球價值鏈上經濟租的產生源泉正由有形活動轉變為無形活動，這是因為無形活動越來越建立在知識和技能基礎上，並且根植於組織體係中。一些無形活動，如物流控製、廣告、產品設計、品牌推廣等，在全球價值鏈上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這些活動的完成需要大量的人才、資金等的投入，我國企業在這些方麵顯得薄弱，致使最終難以獲得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