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震雲反複地強調《1942》背後的幽默和苦難，很顯然，他從這場曆史浩劫中看到了其他人沒有看到的東西，“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是把生死的事兒當玩笑來開，生死如兒戲、如玩笑、如幽默，這就證明這個民族的曆史上發生的餓死人的事兒太多了，太多的話就容易記不清。”②就是因為記不清，影片沒有太多細節的鋪陳與表現：那一帶而過的貓皮，一帶而過的血肉模糊的屍體，一帶而過地從火車上掉下來的人……導演用了許多個點到為止的大全景來讓觀眾看不清。就是因為這段曆史給人的傷痛和回憶成了一段模糊的不堪回首的過去，這樣的一段經曆誰又願意清清楚楚記住它呢？那灰頭土臉的災民群像中，沒有誰是一個單獨的人，沒有誰的記憶值得一提，又或是那麼特殊。花枝的紅棉襖破舊到看不出樣兒來，星星的女學生臉被蒙上了灰。抑或是這樣，導演還是忍不住用僅有的小細節來點了題：一個父親給孩子做的風車。栓柱拖著兩個被花枝囑托不要賣掉的孩子，孩子丟了，風車成了那僅存的荒野中的念想。風車成了栓柱活下去的希望，甚至比一個饅頭都重要得多。栓柱不為活著而活著，隻為那短暫的夫妻之托，栓柱成了難民中瘋癲的一個，卻如同《辛德勒的名單》中紅衣小女孩一般，在眾生中凸顯了出來，他的死成了成千上萬的難民中特殊的一個。
這部影片的主題內涵是意味深長的，在社會日益市場化和商品化的今天，人們的價值觀念、人們對人際關係和情感的認識是否還能欣然接納這樣的一段曆史，是否願意去叩問這些看似無解的人性命題，顯然，導演的做法是有風險的。影片究竟要表達的，也許並不僅僅是為那段苦難立一座豐碑，聊以悼念，影像的鏡子終歸會照進現實，來觸動今日的觀眾。馮小剛就是這樣一個異類，他創造的不僅僅是一部電影作品，更重要的是，他在當下為中國電影帶來了一種新的可能。
注釋：
①② 《一個導演的心靈史 我把青春獻給你》。
[參考文獻]
[1] 王偉.試論馮小剛電影中“悲劇性元素”的運用[J].科技信息，2007（16）.
[2] 朱其.在救贖和屈服之間：馮小剛“警世電影”的道德悖論[J].藝術評論，2005（02）.
[3] 尹鴻， 唐建英.馮小剛電影與電影商業美學[J].當代電影，2006（06）.
[4] 鄭樹森.電影類型與類型電影[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
[作者簡介] 段禕（1980—），女，山西太原人，電影學碩士，山西傳媒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電影文學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