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當今社會應該以史為鑒，關注民眾的生存態度
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稱，看《1942》可以感受到民族的命運，“看完《1942》，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感覺，這部電影震撼是一種無法理清的‘狀態’，把你拋到了電影裏的那些人物的命運之中，饑餓的‘赤裸生命’掙紮求生和最終死亡，讓我們之間體驗到生命極端的‘頑強’和‘脆弱’，感受民族的命運。”
馮小剛說：“災民的感情是非常粗糙的，他們來不及悲傷。”
劉鎮雲說：“我們這個民族，通常會以幽默來對抗殘酷。”
電影中，災民對待死的態度也是如此——“早死早托生，再托生，別托生到這兒來。”“早晚一個死，就想死得離家近點。”在苦難和絕望麵前，災民這樣互相勸慰。而這也是馮小剛拍這部電影的初衷——“我想拍出遇到災難時，我們這個民族的生存態度。”
四、結語
曆史經驗和理論研究都已說明，對重大災難的深刻反思，對廣大民眾生存態度的關注，往往是社會改革、進步的重要契機。隻有在這個意義上，“多難”才能“興邦”；一個民族今天失去的，會以明天的進步作為補償。
而電影《1942》雖然將苦難表現到了極致，卻因為它傾注了對人類最後的關懷，雖然冰涼入骨，卻溫暖入懷。
注釋：
① 斯大林（1878—1953），蘇聯共產黨中央總書記、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蘇聯大元帥。
② 自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是戰略相持階段。該階段是抗日戰爭第二階段。
③ 摘自《河南民國日報》1943年1月2日。
④ 白修德，原名提奧多·h·懷特，畢業於哈佛大學中國曆史專業。
⑤ 摘自《等待收成》，白修德著，發表於《時代》周刊，1943年3月22日。
⑥ 阿馬蒂亞·森，1933年出生於印度孟加拉灣，1959年在英國劍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其後先後在印度、英國和美國任教。1998年離開哈佛大學到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任院長。他曾為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寫過人類發展報告，當過聯合國前秘書長加利的經濟顧問。他因為在福利經濟學上的貢獻獲得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⑦ 阿馬蒂亞·森：《貧困與饑荒：論權利與剝奪》，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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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錢建萍（1973—），女，浙江紹興人，澳大利亞堪培拉大學英語教學碩士，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英語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英語教育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