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電影《一九四二》的敘事模式及其意義
熱片勁評
作者：陳少萍
[摘要]馮小剛的影片《一九四二》采用了宏大曆史敘事和個人化曆史想象一大一小兩種敘事模式，意在傳達個人化想象曆史對宏大戰爭曆史的消解。影片在內容方麵，為河南延津難民設置了政治的、宗教的、人道主義的三重救贖，並用延津難民原始的生命本能宣告三重救贖的失敗；在形式上，影片精心選取不同空間、色調和拍攝角度，並使對比鮮明的藝術形式感具備敘事的功能，一起成功地完成馮小剛電影對曆史的想象。
[關鍵詞]《一九四二》；敘事模式；曆史敘事；個人化；救贖
西方大片表現戰爭與生命的佳作不勝枚舉。我們看到了《辛德勒的名單》對生命的尊重和超越國界的人性良知；看到了《美麗人生》中對戰爭的反諷和對心靈的嗬護；看到了《海上鋼琴師》裏對藝術的虔誠與悲憫。而中國慘痛的戰爭與饑餓曆史並有更好地催生具有史詩品質的電影，在這點上，《一九四二》是一個努力的嚐試。馮小剛試圖把一個宏大的曆史敘事嫁接到劉震雲小說《溫故一九四二》的個人化敘事文本上，呈現出深邃廣闊的曆史時空和深刻精辟的人性內涵。在信仰匱乏與追逐票房的當下中國電影，我們通過影片理解了一個導演難能可貴的文化良知和藝術操守。
一
在影片中，“一九四二”不隻是一個標示著曆史進程的時間坐標，更是影片展開敘事一個意義深遠的文化符號。它暗示著影片兩大敘事模式：宏大的曆史敘事和個人化的曆史想象。影片馮小剛式的黑色幽默開場白：“一九四二年，因為一場旱災，我的故鄉河南，發生了吃的問題。與此同時，世界上還發生著這樣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宋美齡訪美和丘吉爾感冒。”可看成影片一“大”一“小”敘事模式的生動注釋：由河南延津發生的饑荒，延伸兩極，一個如螻蟻般艱難活著的老百姓生命的“小”；一個是瞬息萬變起伏更迭的戰爭格局的“大”。而這兩個模式在馮小剛拿捏適度的鏡頭裏迸發出純青的爐火，為人們講述了1942年那段發生在百姓眼裏心裏的曆史真實。
影片從河南百姓舉家逃荒過程中許多實際、瑣碎又溫暖的細節著手，進行關於個人化的曆史敘事。眼前的饑荒與遷徙，遠遠比高懸於生活之上的戰爭和政治更能讓百姓感受到生活的實質和曆史的無奈。瞎鹿為了一袋小米狠心賣女兒；栓柱搶來美國記者白修德的半包餅幹與星星“等價交換”；逃荒之初星星對貓的執著與殺貓後主動要求喝貓湯的轉變；花枝賤賣自己後遠去途中，與栓柱換棉褲；瞎鹿為女兒做風車、栓柱為風車拒吃日本人饅頭，等等。1942年的曆史在河南延津人的苦難遷徙中成了饑餓、逃亡、小米、貓、餅幹、棉褲、風車、饅頭等個人化想象符號的合集。這些細小的日常性符號，恰恰消解了宏大曆史的意義，把曆史還原成災民切實感受到的生活苦難。後現代思想家伊阿布·哈桑曾說，“曆史是一張可以多次刮去字跡的羊皮紙”[1]，它既存在於曆史資料中，也存在於主體的不斷追求之中，每個人都擁有對曆史真實至高無上的想象權利。馮小剛專注的是曆史在電影世界中的想象性實現，借這種想象的個人化曆史追究現實災難的曆史根源，為人類精神困境提供種種得救的可能。
另一方麵，馮小剛又無法完全規避1942年殘酷的戰爭曆史，所以影片在細小日常的災民生活之上塗抹了一副宏大的曆史圖景。這裏有抗日戰爭酷烈恢弘的曆史背景；有重慶國民黨政府內部官員腐敗傾軋的現實真相；有河南主席李培基冒死進諫申請軍糧救濟災民的政治外交，等等。影片用這些或恢弘、或酷烈、或緊張的戰爭和政治場麵，暗示著曆史的另一幅麵孔，它可以存在於曆史教科書或國家民族的集體記憶裏，卻被河南人的苦難曆史分割得支離破碎，隻剩下一些碎片，拚湊在1942年的時間坐標上。
影片讓一大一小的敘事模式並置在曆史敘述中。在表層上，是宏大曆史敘事對個人想象曆史的勝利。例如，李培基覲見蔣介石懷藏的使命，在副官政局時事的彙報中一點一點地被掐滅；三百萬餓死的河南百姓生命，比起在戰場上犧牲的戰士生命，是微不足道的。但在深層次上，這兩種模式不是平行並重的。我們可以從內容的安排和拍攝技法的處理上，尋找到導演馮小剛和編劇劉震雲所要表達的關於政治、戰爭和生命的看法，關於人權和政權的分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