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陳企霞百年祭
懷人篇
作者：陳恭懷
今年10月20日，是父親陳企霞百年誕辰紀念日，他離開我們也已經整整25個年頭了。
25年來，我對他的思念非但沒有減弱，反而隨著時間的流逝而不斷加深。作為兒子，我經常留意報紙雜誌上有關他的文字。逐漸逐漸，我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幾乎所有的官方文字，包括各類中國現當代的文學史、黨史、國史，甚至連英國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都把當年轟動整個文藝界的“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案給一筆抹殺得幹幹淨淨，不留一絲痕跡了。
但是，真實存在過的曆史是不應該被人忘記的！
父親陳企霞，作為當年“丁陳反黨集團”的直接受害者，單憑他不屈的抗爭精神，也是不應該被人忘記的。
記得1979年春夏之交，我在遙遠的浙南山區，收到妹妹陳武強寄來的父親平反結論的手抄件。捧著這份遲到二十年的公正裁決，我隻看了一遍，就不禁號啕大哭起來了。
一切都是命運！命運！命運不禁幾乎蹉跎了父親一生的大好年華，還耽誤了我們一家人的整整一百四十歲！
可是父親卻不這樣認為，他給我回信說：
這樣一個結局的到來，我認為，說快是夠快的（我那些年考慮到我自己可能看不到，不是寫過“誰能知身後”那樣的詩句嗎？），說慢也真慢得可怕，照你的說法：全家虛度了一百四十歲。但虛度兩個字是十分不確切的。我尤其不喜歡你談到命運那幾句話，沒有命運，絕對沒有。“命運”是自己掌握的，如果你不能掌握，那隻是在人和社會關係中，人自己多少還很“盲目”罷了。不要哭，不要笑，而要理解。讓你我大家都再努力吧！
1955年，在共和國曆史上應該是一個很值得重視和思考的年代。剛剛建立沒幾年的新中國，卻發生了兩件震撼人心、影響深遠的大事，而且都是在文藝界：一個在黨外，一個在黨內；一個是公開的，一個是內部的；一個是明的，一個是暗的。那就是所謂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和所謂的“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案。兩案牽涉之廣，株連之眾，在中國曆史上也是少有的。據我的初步了解，決不會少於千人。
“丁陳”一案，開始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範圍，有名有姓的也隻有丁玲、陳企霞、李又然三個人。緊接其後的所謂“反右”運動，卻連馮雪峰、艾青、舒群、羅烽、白朗也裹挾進去，再後來，中宣部的李之璉、黎辛、張海、崔毅也都“難逃法網”。而他們的同事、親屬，甚至企霞的學生，如唐因、黎白、白石、徐孔、徐光耀、李興華、魯芝……也都席卷株連。
曆史證明，這兩個案子都是無中生有的大冤案，它的實際發動者和操盤手，就是當時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這是整肅知識分子風暴前的不祥之兆，預示著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的嚴冬即將到來。從此，真話日漸消弭，謊言、奉承之風日盛，國人的道德風尚開始敗壞。
“胡”案，眾所周知，最高領導人親自撰寫的“按語”，為它鐵板釘釘，成為當時絕對不可逆轉的“鐵案”。
“丁陳”案，開始似乎是羞羞答答，在“黨內”搞了近兩年定不下案，甚至到1957年夏還有了某種轉機。但整風反右一來，它馬上由暗及明，由黨內而黨外而全國。而最後為此案定下調子的，仍舊是那個最高領導人（見《炎黃春秋》2013年第3期閻綱：《毛澤東與〈文藝報·再批判〉》一文）。其言辭之厲，定性之高，都是無與倫比的。
依我之見，父親作為“丁陳”一案中的“陳”，實在是天大的冤枉。《文藝報》挨批，自應有主編“丁”頂著，周揚和“丁”曆史上有一種難以厘清的糾結，矛盾由來已久，遲早總會爆發，本來不幹“陳”什麼事。隻是由於“陳”在編輯部實際主事，為《文藝報》的創辦嘔了那麼多心血，付出了那麼多精力。大棒子一來，汙泥濁水迎頭潑來，他當然受不了，當然要據理直爭。他以一種堂·吉訶德的精神，奮起反抗。他是主動迎上去，“自投羅網”的，是在代人受過。
批鬥“丁陳”的鬥爭，如果從1954年批判《文藝報》的《〈紅樓夢〉研究》事件開始，到1957年8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頭條新聞《文藝界反右鬥爭的重大進展，攻破丁玲陳企霞集團》，先後用了三年多的時間，大大小小會議幾十次，參與人數起碼也上了萬。期間作協領導違背國法和黨章的基本原則，利用非法手段，通過非正常渠道，還“逮捕”並囚禁了企霞九個多月。為了從最易突破的缺口置企霞於死地，劉白羽專門帶了一批人馬，南下調查當年企霞從事黨的地下工作，被捕坐牢的情況。他們對有關人員威逼利誘，企圖獲取虛假偽證，隻可惜沒有找到任何有利於他們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