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企霞上世紀30年代晨更工學團的同事，和企霞一起被捕並坐牢的老戰友柴川若的回憶中，看到企霞是如何堅貞不屈、英勇而靈活地與敵鬥爭的：在同牢難友中，他遭受的毒打最多，遍體鱗傷，夜不能寐。但他始終沒有在敵人麵前透露任何線索，而是利用放風和上廁所的時間鼓勵難友與敵人巧妙周旋。那時，他隻是剛剛入黨一年多的新黨員，但已經堅定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在《血的旗幟》這篇作品中，他塑造的為理想用自己的鮮血染紅革命大旗的形象，就是他自己的真實寫照。
堅定的信念，不屈的意誌，頑強的抗爭，這就是父親留給我們的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
在國民黨的監獄裏，那是麵對敵人，可以怒目金剛，橫眉冷對。可是，解放後的政治運動，麵對自己同誌的無端指責，無中生用的非難，卻是百口莫辯。如果大家平心靜氣，爭論講理，自由民主，有什麼問題講不清楚呢？可是，領導頭頭們自認為真理在手，不容置辯。隻有他們的話語權，沒有你的申辯機會。隻允許你認罪，不允許你講理。
這種整肅自己同誌的模式，是從延安整風以後逐漸形成的。開始是學習，用固定的思想模式作為認定真理的標準，每個人首先用這個標準往自己身上套，挖思想，作檢查。檢查不力者被人抓住把柄，群起而攻之，身敗名裂；僥幸過關者，一個個灰頭土臉，垂頭喪氣。同時整人者和被整者也明白了一條真理：隻有狠下心來整人，自己才有可能解脫，才有可能變被動為主動。這是延安時期在整肅王實味時，就出現的類似以後的“批鬥”形式。此後，一直延續到“文革”時期，此招運用更是得心應手，把十來億人玩弄於股掌之中，終於導致了全國和整個民族的巨大災難。
父親嚴於律己，嚴格要求，但從不張揚，一切從大局出發。第一次文代大會期間，他忙裏忙外，把工作搞得很有頭緒。工作受到有關部門的好評，事後周揚想調父親去他那裏當秘書長，父親不去。那年周揚要出國參加會議，說手頭沒有東西能拿出手。企霞說，這好辦，我在《北方文化》當了多年的編輯，稿子都是現成的。於是編了本《解放區作品選》，周揚署上了自己的名字順利地參加了大會。而它的實際編者企霞卻無人知曉……丁玲要辦文學研究所，請企霞幫她籌劃，企霞寫了大綱、規劃和詳盡的請示報告。一切準備就緒，丁玲要他去文研所工作時，他謝絕了。
第一屆茅盾文學獎評審時期，企霞是實際工作的主要負責人和召集人。他剛剛從曆史的重負中解放出來，再次燃起了工作的激情，隻因其中幾部作品有不同看法，為了對作品和作者負責，他熬夜把這些數百萬字的作品又讀了一遍，累出了一場大病。
這次茅盾文學獎評出後，評審人員的名單出來，那些沒有參加任何工作的“大作家”、“名人”占據了顯赫的位置，而企霞隻排在一個很不顯眼的普通的工作人員之列。家人為他抱不平，他隻淡淡一笑，絲毫不以為然。
對他來說，類似這樣的事太多了。
他曾給好幾個領導當過秘書，秘書最接近首長，也最容易得到提拔。但他以革命事業為重，隻知道埋頭工作，不會討好賣乖，自己有什麼意見建議，不管領導是否合意，都大膽提出。領導的意見，他如果有不同看法，也常常毫不避諱地當麵提出，甚至和領導發生爭論。那時的文藝界，企霞的“抗上”是有了名的，這也是他不被某些領導看好的原因。
我心目中的父親，隻是為了爭得自己一點點小小的話語權、申辯權，便被打成了“臭名昭著”的“大右派”。曆史就是這樣奇譎、怪誕，給人們開了這麼個讓人笑不起來的慘烈的“大玩笑”！
百年了。我們永遠懷念你，精神永存的好爸爸！
（責任編輯蕭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