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劊子手
沉思錄
作者：壽石
關於惡的解釋，曆來可謂千變萬化。大多數平凡的人都對“惡”抱著一種臉譜化的印象，認為不管是政治上的惡人，還是生活當中的惡人，或者壞人，離自己都很遠。故此對這種“惡”的實際概念便越來越模糊了。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認為，政治上的作惡者，一般說來是擁有堅定理念與信仰的“惡”，他並命名為“極端的惡”（Radical evil）。在當今的和平時期，人們與直接接觸這種“極端之惡”的機會漸行漸遠。取而代之的卻是一種潛藏的社會之中的，不容易讓人發覺的“惡”。所謂的不易察覺，並非指這種“惡”的擁有者隻占少數，而是因為每個人的心中都隱藏著的“平庸的惡”（Banality evil）。
漢娜·阿倫特的定義
1962年，隨著絞刑架的陣陣晃動，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耶路撒冷被以色列審判庭處決。這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執行納粹對於猶太人“最終方案”的劊子手，被審判庭宣布對至少300萬無辜的死難者負責。然而，在整個猶太民族為之歡呼雀躍之時，有一位同席參加對艾希曼審判的女性猶太學者卻抱有不同的看法。
這位猶太學者是漢娜·阿倫特（Hannah Ar- endt），出生於德國的美籍猶太人。阿倫特早年曾師從於海德格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移居美國。她對艾希曼在“二戰”期間的所作所為，以及他個人“惡”的本質進行了重新的定義，她認為，相較於“極端的惡”，艾希曼的作為更加“平庸”，即“平庸的惡”（Arendt， H（1963）“Eichmann in Jerusalem： Dilemama of Modern Ethics”）。阿倫特指出，艾希曼在“二戰”期間所犯下的罪行，並非出於他個人偏好的意誌，而是對於集權社會權力的服從。艾希曼作為一個“個體”而言，他僅僅是一位彬彬有禮的德國紳士；一位愛家庭的公務員；嚴謹而不失優雅的傳統德國人。然而在集權社會中，他卻是一位服從命令的官僚。就像艾希曼在接受審判時為自己的辯護一樣——“一切都是服從命令”。
因此，阿倫特認為艾希曼僅僅是一個在集權體製下的服從者，而不是一個施予者。換言之，任何一個人處於艾希曼的位置都會做出與他相同的行為。就艾希曼本人而言，也是偶然間成為猶太人“最終方案”的執行者。他隻是一個在極權社會下放棄了自主思考的個人，與大多數二戰時期的德國人一樣，他們對納粹政府後期的執政沒有抱有非議或反抗。這種“平庸的惡”表現在對於周遭惡行的漠視與放任了；對權威的盲目服從。個體在集體中放棄了個人的善惡判斷，從而造成了惡行。因此，阿倫特認為，艾希曼在二戰期間的所作所為，是符合其本國的法律以及所處社會常識的“正確”之事。當然，艾希曼或其他德國的之所以放棄思考，也正是因為他們處於一個極權社會的原因。在納粹政府多年專製的“政治宣傳”（Propaganda）以及高壓政策的限製下，德國人已經缺失了“自主思考”的環境與權利。他們變得依賴黨中央的決定，同時早年的“清洗”也讓黨內人人自危。出於對自己的保護，沒有人敢質疑黨中央的權威。也正是這種漠視的行為，造就了艾希曼“平庸的惡”。
其實，二戰後德國人對曆史的反思的軌跡，也基本上是阿倫特的思考和定義相吻合的。著名的例子是在德國風行的小說《朗讀者》。故事很簡單：15歲的少年米夏偶遇36歲的女列車售票員漢娜，演繹出一段戀情。漢娜最喜歡躺在米夏懷裏聽米夏為他讀書，她總是沉浸在那朗朗的讀書聲中。忽然有一天，漢娜不告而別，米夏在短暫的迷惑和悲傷之後，開始了新的生活。二戰雖然結束了，但德國對於納粹戰犯的審判還在繼續。成為法律學校的實習生的米夏，在一次旁聽對納粹戰犯的審判過程中，竟然發現一個熟悉的身影。雖然已經事隔8年，但米夏還是一眼便認出那就是消失8年的漢娜。而這一次，她坐上了納粹戰犯審判法庭的被告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