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製下的全民“艾希曼”現象
最初米爾格納姆教授做這個實驗的目的也跟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審判有關。米爾格納姆設計這個實驗也是為了測試艾希曼以及其他參與慘無人道的猶太人屠殺的納粹支持者，是真的泯滅良心或者僅僅是服從黨中央的命令呢？不幸的是，實驗證明了一個平凡的成人如何服從權威以及願意做出何種程度的行為（Milgram， Stanley.（1974），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 Harpercollins）。
阿倫特的理論與米爾格納姆的實驗交相輝映，共同解釋了人性對於權威的抗性之弱，而這種弱小便形成了“平庸的惡”。人性在麵對極權或權威之時，其“冷漠”與“盲目”令人膽寒。但這種“惡”更加的可怕之處在於它普遍存在於每個人的心裏。這種社會問題在極權體製中更加突出明顯。因為極權體製勢必伴隨著大量極權的權威出現。權威的絕對會否定反對的意見與聲音，從而穩固權威本身的地位。久而久之，生活在極權體製下的人們便被剝奪了自己的意誌和反對的意誌。阿倫特也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論述道，極權體製中的人們最大的不幸在於他們失去了行動的自由以及擁有意見的權利。
因為上述原因，極權主義體製下的平凡人們會跟隨極權主義體製本身的道德的多倫而淪喪自己的人性，從而導致整個社會的道德危機。米爾格納姆實驗發現了每個人都有成為“艾希曼”的潛質。在極權體製下的人們都在循序漸進的成為“艾希曼”（《極權主義的起源》漢娜·阿倫特著林驤華譯）。無論國家官僚與平凡市民，在麵對極權時權威幾乎毫無抵抗能力。他們早已放棄了自己的意見，以“服從”為自己開脫。依賴權威者本身，即使有不合理的因素，也被歸結於“幫助”、“維護”、“為了”大義。所謂大義正是極權主義者灌輸的理念。而一旦這種權威消失，如1945年納粹政府消亡。如艾希曼一類的平庸的加害者就會進入一種代理狀態。即將自己視為他人意誌的延伸，或把自己看作執行他人的意誌。無論是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或是參與米爾格納姆實驗的誌願者，他們都否認酷刑來源於自己的意誌。
由此觀之，在極權主義下的加害者們更像發動機中一個個的齒輪，在前後左右都擁有相同齒輪的轉動下，自己也不得不隨之轉動。
從根本而言，“平庸的惡”的始作俑者正是體製和社會結構本身。單一的極權主義會讓這種盲目的服從增多，反之在多元權威下這種盲目便消失了。社會結構決定了個體在其中的思考環境，或者是否有思考環境。人們在反思“惡”的平庸性的同時，應該注意到環境是如何孕育這種“平庸的惡”。這種惡的可怕之處在於必須加以預防。“極端的惡”如同洪水猛獸，可以通過直接手段加以解決或製裁。而當“平庸的惡”大肆泛濫之時，勢必是社會結構與環境已經病入膏肓、不可救藥。“平庸的惡”如同癌症一般，一旦罹患便難以根治。人們不能依賴人類最後的道德底線和事後的補償來解決這樣的事情。因此，人類在反思曆史時，對於某個時期的惡行，決不能忽略社會體製本身對平凡人的影響。如同《朗讀者》中所說，“每個人的心中其實都有一個魔鬼”。
（責任編輯蕭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