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在二戰中的作為逐漸清晰：她是集中營雇傭的一名女看守。當她受命揀選女囚犯，把她們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去受死時，她沒有懷疑過、更沒有挑戰過這個命令的合理性；當關押數百猶太人的教堂起火，她考慮得更多的是“如何維持秩序、防止囚犯逃跑”，而不是開門救命。在她的觀念裏，那些受害者是犯人，死了固然可惜，放出來卻更要不得！
《朗讀者》將視野放在被裹挾進曆史的普通人的故事，通過他們來讓每個人都直麵這樣的拷問：是什麼使一個普通女人，麵對屠殺如此冷漠？是什麼讓她服從命令高於尊重人的生命？是什麼使得一個在生活裏能援助他人愛護他人、一個喜愛文學聆聽朗誦的人變成法西斯手中好用的殺人工具？而更深層次的問題是：如果再來一個希特勒，你會不會是那個漢娜？
將《朗讀者》搬上銀幕的導演戴德利說：“並不是每個人天生都時劊子手，更多的人都是不知不覺就參與到了罪惡之中，像漢娜一樣，他們其實也是受害者，隻是沒有人關注他們而已。實際上他們往往付出了更為慘痛的代價。”
“平庸的惡”收獲的卻不是“平庸的痛”，而是生命的代價。
“電”醒全世界的米爾格納姆教授
事實上，艾希曼隻是作為“平庸的惡”其中之一的典型。這種“平庸的惡”存在於大大小小的社會環境之中。在早些時候的1961年，耶魯大學的教授斯坦利·米爾格納姆（Stanley Milgram）進行了其著名的“米爾格納姆實驗”（Milgram experiment）或又稱為權力服從研究（Authority to Obedience Study）。米爾格納姆教授在耶魯大學招募了40名平凡的20歲至50歲不等，包含各類教育背景的誌願者來協助他的實驗並扮演“老師”角色。這些“老師”被告知他們正在協助一個體罰對於學習效率作用的實驗。這些誌願者“老師”們相信，在實驗過程中，處於另一個教室的“學生”會回答事先準備好的問題。如果學生答錯，“老師”則需要對學生施加一個從45伏特起跳的電擊。每次學生答錯，電擊的強度也會隨之提升。然而，“老師”們並不知道實際上扮演“學生”的誌願者都是米爾格納姆教授的助手。他們在答錯題目的時候並不是真的遭受電擊，此次試驗的目的也並非體罰對於學習效率的作用。而是在麵對權威者下達違背良心的命令之時，人性所能發揮的拒絕力量究竟有多少（Milgram， S.（1963）."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扮演“老師”的誌願者並不知道“學生”們不會真的遭受電擊。而40名“老師”誌願者中有65%（超過27名）施加了450伏特的最大電擊數。而沒有一名“老師”在電壓達到300伏特以下堅持停止實驗。人體能承受的安全電壓不超過36至50伏特，300伏特以上的電壓事實上會對人體造成的巨大危害可想而知。米爾格納姆作為一個“權威者”而言，其影響力遠遠不如一個極權政府。但是“老師”們還是選擇了服從這名不是很“威”的權威者。盡管一些“老師”在目睹了“學生”們的慘叫和呻吟之後開始質疑這個實驗的目的，並且一些教育背景較好的“老師”們懷疑起這個實驗是否違反了基本的人權。然而，在他們得到了米爾格納姆教授授意的“無需承擔任何責任”的口頭保障之後便繼續進行實驗。在電壓超過300伏特時，曾有多名“老師”不斷詢問“學生”是否願意終止實驗。並且試圖讓米爾格納姆教授的助手們申請停止實驗。但是了解內情的助手們自然反對了“老師”們的種種抗議。雖然“老師”們充滿了懷疑和抗拒，但是40名“老師”實驗者們沒有一個真正的退出了實驗。在實驗結束以後，米爾格納姆教授對於這個結果也感到非常震驚。原本教授對於實驗的預測為：“僅僅10%至1%的人會真的狠下心來將電壓增加到450伏特。”可是結果卻與預測大為不同。因此，米爾格納姆教授才會感慨道：“在完成這個實驗之後，我認為漢娜·阿倫特關於“平凡的惡”的理論遠比我們想象的更為接近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