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完了《古拉格：一部曆史》，掩卷思索，聯想起列寧一句名言：沙皇俄國是俄羅斯各族人民的監獄。
其次，橫向透析，縱向貫通
《古拉格：一部曆史》不隻是囿於“古拉格”問題本身，而是既根據於又超越出這一問題來從更大更廣的時空坐標係呈現出這一問題的世界性意義和世紀性影響。該書非常出彩的一個地方就是多次、多層麵地把20世紀兩大極權主義的象征——納粹德國的集中營和蘇聯的“古拉格”加以比較。盡管後者比起前者來更加悠久也更加迫近，但是長期以來，人們對於“古拉格”現象及其曆史的反思或審判遠遠不及對於納粹德國集中營的揭露或研究。這裏，除了納粹德國的集中營比起蘇聯的“古拉格”更加廣泛和更加直接禍害全歐洲等原因外，在我看來，一個主要的原因在於：包括一切愛好和平、主持正義和追求自由的人們，是否有勇氣、有能力像當年鞭撻或埋葬納粹德國的集中營製度那樣來審視或清算蘇聯的“古拉格”製度？“實際上，在閱讀關於兩個集中營的幸存者的記述報道時，受害人的不同遭遇比兩個集中營之間的區別給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每個故事都有其獨特的內容，每個集中營讓不同性格的人產生不同的恐怖感。在德國，你可能死於殘忍；在俄國，你可能死於絕望。在奧斯維辛，你可能死於毒氣室裏；在科雷馬，你可能凍死在雪地上。……歸根結底，你的人生經曆是你自己所獨有的。”（第xxvii頁）甚至，連著名的蘇聯索洛韋茨基勞改營所寫的“通過勞動——獲得自由！”的牌子都與納粹奧斯維辛集中營大門上方的那條“勞動使你自由”的標語驚人地相似。（第189頁）我本人於2010年深秋參觀德國慕尼黑郊外的達豪集中營時，也為目睹達豪集中營的大門上用鐵模鑄成的同樣標語“勞動使你自由”（Arbeit Macht Frei）而震撼。毫無疑問，無論是納粹集中營的“勞動”還是“古拉格”的“勞動”，都是無一例外地幾近於死亡的勞動。
“古拉格”作為20世紀運作和橫行了近60年之久的人類曆史上最大的極權主義統治及其恐怖的代表，到了21世紀的今天，它絕沒有銷聲匿跡。“古拉格”現象及其曆史不僅僅曾經深深地植根於蘇聯社會的各個方麵，其本身就是蘇聯文化軀體所流淌、所循環的“血液”或“氣脈”，而且已經演化出其不同類型的變種，成為20世紀不同人民共同擁有的經曆。所以，“古拉格”的曆史作用和曆史影響非常值得發掘和研究。該書作者提出了令讀者們難以回避、難以平靜的直切責問：“因為，如果我們永遠忘記歐洲大陸另一半的曆史，我們所了解的關於人類自身的某些東西也將失真變形。二十世紀的每一次大規模悲劇性事件都獨具特色：古拉格，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亞美尼亞大屠殺，南京大屠殺，文化大革命，紅色高棉革命，波黑戰爭，其他還有許許多多。這些事件都有各自不同的曆史、哲學和文化根源，每一次均產生於決不會重複的特定的局部環境。一遍又一遍地反複表現——而且還將繼續表現——的隻是我們貶低、毀滅自己的同類並且將其非人化的能力：我們把鄰國變成‘敵人’；我們把對手貶為虱子、臭蟲或毒草；我們一再把受到我們侵害的人說成劣等、次要或邪惡的人，隻配監禁、驅逐或處死。”（第631頁）
再則，高屋建瓴，遊刃有餘
《古拉格：一部曆史》不隻是從整體動態的或過程的角度來評述“古拉格”的興亡演變，該書還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即整個“第二部分”，從相對靜態的或結構的角度，來展現出“古拉格”的逮捕方式、監獄機製、押解和運送程序、囚禁地的日常生活、強製勞動過程、獎懲規則、監管體係、囚犯類型、婦女和兒童、瀕死囚犯的狀況、囚犯的生存計謀、逃亡和反抗等等勞改營及其生活運作的總體狀態，這些都既相當完整地再現了“古拉格”文化及其不斷再生的整體截麵，又深切有力地剖析了“古拉格”製度及其運行的諸多方麵。
例如，一方麵，隨著蘇聯上世紀30年代全社會性的“大肅反”的實施，“古拉格”大力加速運轉，高效地配合並且瘋狂地加劇著這種遍及蘇聯社會各個層麵的血腥清洗。“無論如何，在古拉格的曆史上，一九三七年的確標誌著一個真正的分水嶺。因為，就是在這一年，蘇聯的勞改營暫時將自身從因疏於管理致人死亡的監獄轉變為蓄意使囚犯勞累致死的名副其實的死亡營，也可以說它其實是在進行謀殺，死亡的人數比過去多得多。”（第101頁）“古拉格”還不隻是一個死亡營，它逐漸地成為蘇聯社會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成為蘇聯國家建設的一項主要活動內容。“古拉格”經營的事項從飛機、槍炮等武器的設計、配件生產到運河的開掘和鐵路的鋪建，從農牧漁副業的運營到森林的開伐，從兒童玩具的製造到礦物的開采，從在蘇聯最惡劣環境地帶的安營紮寨直到在整個蘇聯擁有12個時區的各個時區的分布設點，“古拉格”的角色和功能幾乎無法超越、無法替代。從20世紀30年代末期，“勞改營進化了。如今，它們不再是一個個管理方式獨特的勞動場所，而是一個羽毛豐滿的‘勞改營工業聯合體’，具有內部管理規則和習慣性行為方式，還有專用的配送體係和特殊的等級製度。”（第123頁）僅以“古拉格”“旺盛”時期的1952年為證，以“古拉格”經濟為自己營利實體的蘇聯內務部就“控製了蘇聯投資資本的百分之九，超過任何其他部門”。（第517頁）毋庸置疑，至少是在斯大林時期，蘇聯經濟帶有著特定而又濃重的“古拉格”因素，甚至借助“古拉格”經濟的支柱性功能來持續發展下去。
另一方麵，“古拉格”不隻是勞改的苦役場所和服刑的地獄王國，在“古拉格”上上下下、裏裏外外所彌漫、所延續的精神毒氣和心理病變，對於所有置身“古拉格”之中人們的心靈的吞噬和人格的戕害，達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古拉格”中所盛行並且以之所維係的難以言說的殘暴、凶狠、野蠻、嚴酷、狡詐、陰險、黑暗、無恥、欺騙、虛偽、謊言、告密、腐敗、迫害、殺戮……都無不充分表明了這是一個高度自我分裂、徹底自我否定、全盤自我異化直至最終自我衰敗的世界。又如，“也許，在古拉格的官僚機構內部，文化教育部門可以作為最後的替罪羊：如果計劃沒有完成，不應歸咎於組織不善或營養不良，不應歸咎於愚蠢殘忍的勞改政策或缺少氈靴——而應歸咎於宣傳的力度不夠。”（第260-261頁）正如一位曾經是古拉格的囚犯所揭示的“一個使古拉格舉世無雙的悖論：‘在我們的勞改營，不但要求你做一個苦力，而且要求你在幹活兒的同時還要歌唱和微笑。他們不隻是要壓迫我們；他們還要我們為此向他們表示感謝。’”（第261頁）從“古拉格”風氣在蘇聯大地的傳播到“古拉格”給予“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所施加的風化，不難想象，“古拉格”文化成為致使蘇聯瀕危臨死的“癌病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