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衰亡史的縮影
品書齋
作者：唐少傑
在我們生活的世界裏，凡是用手製造的東西人們都能用手將其化為齏粉。
不過重要的一點是：石頭在本質上從來沒有善惡之分。
——亞曆山大·特瓦爾多夫斯基：《被推倒的塑像》
記得25年前，中國公安部下屬的群眾出版社再版了“內部發行”（亦即當時市麵書店不可能公開上架）的索爾仁尼琴著的《古拉格群島》中譯本（“古拉格”原意是蘇聯內務部、國家安全委員會先後下屬的“勞改營管理總局”的首寫字母），當我得知此消息後，我托“內部關係”好不容易從該出版社讀者服務部購得此書。通讀了這三大卷、約計2000頁的巨著，我深感震撼，久久難以平靜，真正感受到“蘇聯模式”的弊端已病入膏肓，仿佛預感到蘇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製度已不可救藥。也正是由於讀過了這部巨著，自那之後的幾年裏所發生的蘇聯解體以及蘇聯共產黨的滅亡等重大曆史事件，對我來說，已經不是什麼意外之事。
蘇聯解體及蘇共滅亡後，中國出版或發表關於這種解體和滅亡的原因的專著、文章，迄今為止，難以計數。非常有意思的是，作為曾經深受“蘇聯模式”影響而其遺風餘跡現今依然不絕的中國，對於這種原因探討和概說的熱衷，至今方興未艾，不亞於蘇聯故國家人的反問和追尋。據我所知，僅僅關於蘇聯及蘇共亡國亡黨的原因，不同的中國學人就提出了近二十種不同的界定和解說，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然而，通讀了美國學者安妮·阿普爾鮑姆所完成並發表的《古拉格：一部曆史》（Gulag：A History）之後，不難看出，“古拉格”現象、曆史以及它們的全部問題本身正是蘇聯及蘇共亡國亡黨的重要症結或關鍵所在。因此，《古拉格：一部曆史》就是蘇聯衰亡史的縮影。
40多年前，索爾仁尼琴寫就的《古拉格群島》成為記述20世紀極權主義社會以暴力統治和以恐怖維持的集中營及勞改營生活的一部曆史裏程碑式的著作，而在21世紀之初，阿普爾鮑姆寫就的《古拉格：一部曆史》一書則開創了具有世界意義的展現和反思“古拉格”現象和其曆史的新視域。具體而言，《古拉格群島》是索爾仁尼琴寫下的一部曆史文學紀實性的著作，1973年，此書出版時，作者自認為隻是“受委托處理晚近的一些故事和書信的代理人”，作者還沒有致力於全麵揭露“古拉格”的曆史及其各個主要方麵。作者的筆觸既略有遺憾又帶有希望：“我不敢放肆去撰寫古拉格群島的曆史：我沒有機會閱讀文獻，但什麼時候誰又會有機會呢？”30多年後，索爾仁尼琴的願望終於在一位美國學者那裏得以實現。從《古拉格群島》到《古拉格：一部曆史》，從“古拉格現象”的揭露到“古拉格曆史”的全麵評述，後者堪稱一部力作，稱得上創立了或者大大豐富了“古拉格學”，至少是開拓出世界範圍的“古拉格”社會曆史學（或“曆史社會學”）研究的新領域。
《古拉格：一部曆史》自2004年出版之後，好評如潮，獲得美國著名的“普利策獎”、“達夫·庫珀獎”並且進入多項圖書大獎的提名，被譯成不同文本。在我看來，該書有以下幾大“亮點”：
首先，細致全麵，鞭辟入裏
基於豐富而翔實的史料文獻，特別是大量的原始檔案和第一手的采訪資料，該書用三分之二左右的篇幅來記述“古拉格”自1917年至1986年的興衰曆史過程。它不僅具體地追溯了“古拉格”的起源、最初形態、重大轉折和典型個案，而且充分地展現出“古拉格”在不同曆史時期的取向、內在結構、外在形態和特定宿命，還比較準確地整理或統計出“古拉格”諸多方麵的概況、特征顯現、質的演變和量的進化。“根據迄今為止最精確的統計，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五三年間，四百七十六個勞改營組成了古拉格的王國。……實際上，這些勞改營中的每一個都是由十幾個甚至幾百個更小的勞改營組成的。”（《古拉格：一部曆史》，第200頁；以下引用隻注明頁數）的確，這成千上萬座大大小小的“古拉格群島”構成了蘇聯社會曆史從政治到經濟、從精神到心理、從領袖到平民、從中心到邊緣的不同生活領域的那種令人驚奇的相似的共同內容或共同“底色”，這種內容或“底色”也是索爾仁尼琴之所以把他自己的那部代表性巨著題名為“古拉格群島”而意指蘇聯社會曆史本質的所在。根據《古拉格：一部曆史》的估算：“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五三年間，一千八百萬蘇聯公民在勞改營和移民定居點裏待過。”（第635頁）“把各種數字加在一起，蘇聯被強製勞動者的總數達到兩千八百七十萬人。”（第637頁）其中，死去的人數為“二百七十四萬九千一百六十三人。”（第639頁）“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五三年間，因政治原因被處決的人數為七十八萬六千零九十八人。”（第639頁）這也就是說，在斯大林去世之前，直接經曆過或陷入到“古拉格”生活的總人數不會低於當時蘇聯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在我看來，“古拉格”的一則訓誡簡直就是來自幾乎為所有的極權主義所信奉的一條魔咒：“殺死一個人等於殺死一條生命，而殺死一百萬人那就是一個統計數字了！”該書作者還進一步指出，無論是關押的總人數還是死去的總人數，他們所影響的或所涉及的家人、親屬、朋友或同事等等總人數遠遠超出前者若幹倍數以上。因而，全蘇聯社會與“古拉格”生活有著這樣或那樣的直接關聯的總人數不會低於數千萬！“在斯大林時代的蘇聯，鐵絲網裏麵的生活與鐵絲網外麵的生活之間的區別與其說是本質上的，不如說是程度上的不同。也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古拉格經常被說成蘇聯社會製度的典型體現。即使是在勞改營的俚語中，談到鐵絲網外麵的世界時也不是說‘自由社會’，而是說‘大監獄’，它更大，沒有勞改營的‘小監獄’那麼要命，但是並不更人道——肯定不會更人道。”（第xv頁）更加荒謬的是，“從新的蘇維埃國家剛剛成立那時起，人們就將因為他們屬於某一類人而非因為他們做了什麼被判刑。”（第6頁）很多情況下，人們之所以被關押在“古拉格”之中，不是因為做了什麼或者沒有做什麼，而隻是因為他們的出身、家庭、身份和親人屬於“另類”。由“古拉格”所逮捕、羈押、懲罰和管理的囚犯，不隻是舊國家政權的“反動分子”、持不同政見者、宗教神職人士、蘇共黨內被清洗的幹部、外國敵特分子，還有那些偷竊一條麵包或三瓶葡萄酒或數次上班遲到或沒有完成工作指標等等的“小人物”。“古拉格”的法製，就是無法無天。就連那些“古拉格”的領導者、迫害者本人也難以逃脫被“古拉格”的政治絞肉機所吞噬的厄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