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文化大革命”發生原因的認識，是從三個曆史維度進行考察的：一是從一百年來中國激進革命的曆史，看這一套意識形態的革命觀念、社會主義觀念如何形成，如何成為了實實在在的影響曆史的觀念係統。二是從1949年以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17年曆史，看國家製度體係的發展變化，黨、政、軍及其群團組織的組織製度，政治運轉方式。三是從大躍進失敗以後的5年曆史，看黨內發生的政見分歧、黨內衝突和鬥爭，這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導火線。雖然在新中國成立後，新政權就大力宣傳說，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實際上，中國完全照搬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也是搞不了的。因為中國的國情環境、自然稟賦、幹部隊伍素質、文化曆史傳統等等和前蘇聯截然不同，許多東西是移植不過來的。官僚體製的一套移植過來了，但現代化製度化的那套東西搞不來，還當成是教條主義，後來到“文革”更是把現代社會管理的這套規章製度當作修正主義路線進行批判。毛澤東試圖把中共的革命戰爭經驗與斯大林體製相結合，用軍事共產主義、群眾運動、思想革命化的動員方式來解決斯大林體製的激勵機製不足的問題，發展目標搞的還是以重工業優先的工業化模式。這種改良型的斯大林模式，比起母本來講是更加粗糙。計劃經濟缺乏計劃理性，長官意誌盛行，不僅有著缺乏激勵機製的通病，而且是又亂又死。所以，蘇聯計劃經濟的這套東西在中國社會上紮根是很淺的，改革的起步比較容易。
中國的社會主義製度，雖然組織的製度化程度是比較低的，但社會控製的能力更強。比如說中國城鄉二元分割的戶籍製度，與蘇聯的居住證製度相比，對居民的管束就要嚴厲得多。而且從中國城鄉二元戶籍製度來看，並不是一下就形成的，有一個很長的過程。開始形成於統購統銷，正式出台於反右派運動後的1958年1月，定型於60年代的大饑饉時期。在這個形成過程中，不僅有蘇聯的影響，更重要的是中國領導人麵對越來越激烈的城鄉衝突的問題選擇。這裏有中俄兩國的曆史傳統的影響，強迫農民為政府納稅；有信仰政治帶來的決策失誤，以為實現了合作化能夠創造更高的生產率；有為強行工業化提供社會資源的需要，為了從農村取得更多的資源，必須強行實現集體化；有統製經濟和政治運動的雙重互動，既是計劃經濟的產物，更是計劃經濟失靈的產物。特別應該看到的是，政治運動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構成了一個現實的邏輯。搞了統購統銷和農業合作化後，農村人口的外出推力持續加大，造成了城鄉關係的持續緊張。反冒進運動限製農村人口進城，大躍進運動又放開農民進城的口子，大饑饉時期又緊縮城鎮人口，在這個一緊一放的過程中，強化了戶籍製度的社會控製功能，並作為了一項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核心製度。
這些控製社會的製度長期形成了一些社會矛盾，醞釀著社會不滿情緒。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借助於毛澤東號召的這場群眾運動，這些社會矛盾和社會情緒就在眾多群眾響應毛澤東革命造反的旗幟下發作起來了。“文化大革命”為什麼一發而不可止，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文化大革命”對十七年體製的摧毀是相當嚴重的。但是，“文革”對改革有一個很好的作用，它把所有的利益集團都給打平了。所以，中國改革一經啟動對各方都是正能量的。無論是哪個階層，哪個派係，哪個人群，都是能夠得益的，對改革都是支持的。到了80年代中期以後，新的利益集團又重新開始形成了。雖然經過了“六四”風波，但這十年改革已經形成了曆史發展的趨勢，這是退不回去的。當鄧小平南方談話後，高層政策馬上就調整過來了，市場化的改革潮流一經啟動，是不能逆轉的。
改革開放以後形成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把社會主義的話語權掌握在了中國共產黨自己手裏了。一切從有利於發展經濟為出發點，拋棄了過去一些傳統社會主義的觀念，如單一公有製、計劃經濟等。對過去當作罪惡淵藪的私人資本不再是排斥，而是鼓勵民營經濟的發展。鄧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以生活的常識顛覆了教條主義的玄理，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基礎上重新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
但是，中國這些年的經濟社會發展很不平衡，帶來了日益嚴重的社會公正的問題，也嚴重違背了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基本要求。中國當前的問題是新的問題：在市場化中形成的沒有節製的資本，在舊的政治體製下的不受製約的權力，兩者結合起來了，形成了權貴資本主義。這是當前社會轉型的最大障礙。權貴資本主義體製與過去的傳統體製相比，有著更強大的提取社會財富的能力，靠破壞自然生態的數量型發展，甚至能把子孫糧都給吃光了，但卻沒有維護社會公平的道德能力，缺乏應有的社會責任的擔當，製度的自我平衡能力更遜之。
現在可以看出來，經過這些年市場化的改革，過去的政治體製實際上隻剩下一層皮了，就剩下了共產黨的領導是實在的，其他都沒有了。但是共產黨領導的法理基礎、統治基礎和政治威望，與過去的黨已經不能同日而語了。傳統政治體製實際上是一個很薄的蛋殼，已經容不下市場化改革的社會多元化發展的豐富內容了，實行憲政民主體製是中國現代化轉型的必由之路。
辛亥百年以來，我們在憲政民主國家製度的門檻外麵，已經踟躕徘徊很久了。在改革開放30多年後的今天，麵對全球化的開放世界，人們對現代政治文明的要求是越來越迫切了。憲政民主已成為時代的共識，熱門的話題。但是，誠如作者所言，這個實行憲政民主的過程，隻能是漸進的發展過程。不能指望靠一次製度創新，就能夠解決了一切社會問題。中國在進行現代化的社會轉型過程中，曾一再被信仰政治所誤，以為一旦實現了某種理想製度，就能實現中國的跨越式發展，就能實現國家民族的複興。這種急於求成的結果往往是適得其反，為民主的努力反而失去了民主，為自由的奮鬥反而失去了自由。前人在探索社會主義道路上的經驗教訓，對今天的我們走向憲政民主道路是非常寶貴的財富。從這個意義上講，蕭冬連的這部書，可以說是恰逢其時。
（責任編輯蕭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