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對農業種植結構的影響
在兼業農場經驗模式下，老年農民是主要經營管理者。雖然在小型農業機械協助下，他們尚能獨立完成大部分農業生產活動，但受製於年齡和體力，無法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去了解市場需求信息、組織生產、開拓銷售市場。於是，大多數老年農民更傾向於種植“省心”的農產品。在日本，稻米是最重要的食品糧，長期以來一直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政府不但大力開展稻米研發，推進稻米生產標準化，而且還成立專業服務機構，隨時為農戶提供稻米生產中的配套服務，並以保護價敞開收購稻米。在這種情況下，相對於其他農業品種，老年農民種植稻米非常省心，且在生產效率上與專業農民、中青年農民的差異並不明顯。老年農民對稻米品種的傾向性選擇，對日本農業種植結構產生了很大影響。在日本，糧食的平均自給率僅為34％，而稻米的自給率卻達到了107％，種植結構嚴重向稻米傾斜。隨著日本稻米產量的提高，庫存日益增加，政府財政負擔也越來越大。
（三）對農業效率及政府保護政策的影響
雖然兼業農戶的收入增長比較快，但這種增長主要來源於非農收入。單單就農業生產而言，由於兼業農場規模較小，無法獲得規模經濟效益，致使生產效率低下。由於農業生產效率低下，日本農業不得不依賴大幅度的關稅保護、財政補貼和稅收減免才能維持。在關稅保護上，日本農業1955年的名義保護率為18％，到了1984年迅速增長為102％。同期，美國的農業名義保護率從2％增長為6％，歐盟農業的保護率卻從35％下降為22％。與美國和歐盟相比，日本的農業名義保護率處於非常高的水平。在高關稅保護的同時，日本還通過財政補貼扶持農業發展。以1980年為例，日本農業補貼占農業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33.6％，歐共體平均為12.5％，前者是後者的2.5倍。高關稅保護及大量的財政補貼，使日本政府麵臨的內外壓力越來越大，而低效率的農業卻離不開日本政府得扶持，日本政府陷入了兩難困境之中。
四、對我國的啟示
從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城郊農地流轉的實際情況及影響來看，有很多地方值得借鑒和反思。應該說，隨著農業人口快速向非農部門轉移，日本政府推進農地流轉的初衷是無可厚非的。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是微觀市場主體，他們的決策都是基於自身利益最大化。由於缺乏堅實的微觀基礎，日本政府的政策目標與農民微觀利益出現了背離，致使城郊農地流轉政策基本失敗。與日本相比，我國農村社保體係很不完善，農地現在還承擔著部分社會保障功能。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城郊農地流轉形勢更加複雜。我們在製定城郊農地流轉政策時，應該深刻認識城郊農民的切身利益及其決策模式，將社會保障等因素納入進來，切實製定有效政策，通過利益誘導推進城郊農地流轉。
（作者單位：中南民族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