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10月間，中共中央領導人召見了郭小川，對他給予了慰勉，並且決定采取實際措施，把郭小川的組織關係由文化部轉到中央組織部，幫助他擺脫“四人幫”的禁錮，從而更好地生活和創作。一個月後，他實現了到河南農村深入生活調查研究的願望，先後到當時“農業學大寨”的先進縣——林縣和輝縣考察，還準備到大寨、遵化參觀學習訪問，後因身體原因未能成行。但郭小川還是寫出了《拍石頭》、《登九山》、《輝縣好地方》等反映農村題材的好詩。由於“四人幫”一夥的長期迫害，郭小川的身體越來越差，周恩來、毛澤東幾位中央領導人去世時，正是郭小川的身體極度虛弱時期，但詩人含悲忍淚寫出了《痛悼敬愛的周總理》、《痛悼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未完成）等詩篇。
1976年10月，一向關注時局變化的郭小川，此時遠在河南林縣，雖然不知道中南海出現的新情況，但憑著詩人慣有的政治敏銳感，仍能從收音機、廣播的用語和語氣裏，微微感受到一些新變化。他決定去一趟北京，看看那裏到底發生了什麼。他計劃先到安陽探親訪友，再去鄭州與省委書記劉建勳話別。10月13日，他剛到安陽招待所，就耳聞“四人幫”被捕的喜訊。他左盼右盼的事情終於發生了，內心深處充滿了激動。18日夜，郭小川躺在床上，習慣地點著香煙，他翻來覆去總是不能入睡。無奈，隻好按慣例服用安眠藥。不一會兒，他迷迷糊糊進入了夢鄉，然而他手上夾的煙蒂卻未掐滅，從而引發了火災。郭小川不幸逝世，終年僅57歲。
永遠的“戰士詩人”
郭小川有“戰士詩人”之稱，這個稱號與其大多的詩作有關。他經曆過抗日救亡的學生運動，參加過八路軍，曾在編輯部工作，擔任過地方領導，“過早的同我們的祖國在一起，負擔著巨大的憂患”，這些，都為他的詩歌創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55年郭小川調到中國作家協會工作，開始以強烈的責任感和火一般的激情為新中國放聲歌唱。22年裏，他用詩歌謳歌生活、讚美人民，為新事物呐喊，他用詩歌寫出一個詩人對新中國的無限深情。他用戰士的歌喉，戰士的情感，為新中國歌功頌德。
從他的第一首政治抒情詩《投人火熱的鬥爭》到最後的詩作《秋歌》這種特點一以貫之。他鼓勵人們開拓、奮進（《向困難進軍》），謳歌祖國的風姿、英雄的人民（《廈門風姿》），抒發人定勝天的豪情（《望星空》），表達對“四人幫”的憎恨（《團泊窪的秋天》）……詩人不僅是英雄業績的歌唱者，也是參加者。他不是社會生活的旁觀者， 而是愛其所愛，憎其所憎，以強烈的責任感推動時代前進的戰鬥者。郭小川以其豐富的想象，深邃的思想，精湛的哲理揭示了時代風貌的內涵。
《向困難進軍》闡明了“在我們的祖國中，困難減一分，幸福就要再長幾寸”的道理，《廈門風姿》中作者由此而想到了它是整個中國的風姿，《團泊窪的秋天》更是想得奇、想得巧、想得深，從靜靜的團泊窪想到“全世界都在喧騰”，從“同誌式溫存的夜話”想到了“戰士的深情”、“戰士的性格”、“戰士的愛情”、“戰士的歌聲”。雖然“四人幫”在肆行非度，但人們相信“這矛盾重重的詩篇”到“明春準會生根發芽”。郭小川的詩對鬥爭生活有獨到見解，獨特感受，又洋溢著強烈而鮮明的時代精神，給人以藝術享受，育人以理想、追求和信念。
郭小川的一生是為黨的事業勤勉勞動，頑強戰鬥，始終充滿著活力的一生。他在中國革命文藝的道路上，留下了一串戰士的閃光的腳印和一個詩人的獨特豐碑。不管是在戰爭時期還是和平年代，他始終滿懷革命激情，站在時代鬥爭的潮頭，站在工農兵中間。他的一生，幾乎踏遍了祖國的每一寸土地。戰士與詩人，這兩個人類神聖職業的名稱，在他的身上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馮牧在《郭小川詩選·代序》中這樣高度評介郭小川的創作：“他的詩篇，他的歌，使我們看到了時代前進的腳步，使我們聽到了時代前進的聲音。郭小川的詩並不盡是傑作，……任何一個革命的作家和詩人，隻要他堅持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隻要他堅持深入火熱的鬥爭生活和正確的創作方法，他的作品就一定會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時代的精神，就象每一滴露珠都會反射出太陽的光彩一樣。”
不管身處什麼樣的逆境，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身心飽受“四人幫”一夥的殘酷摧殘，他始終懷著對黨、對人民、對共產主義革命事業的無比深情，謳歌不停，戰鬥不止。
在長期的社會主義革命文學創作實踐生涯中，郭小川始終堅持走富有獨創風格的藝術道路。他認為：文學的價值在於它的時代性和特殊性，社會主義文學當然也不例外。一個無產階級詩人或作家，其作品在緊緊把握時代脈搏的前提下，必須要有“個人特色”。而這特色“是作者的全部氣質和全部修養在創作上的綜合表現……”他還曾具體地指出詩要“四化”：即革命化、典型化、群眾化、格律化。他無愧於我們時代傑出歌手的稱號！更無愧於“革命戰士詩人”的崇高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