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決定，接下來的時間，不管3年5年，要活出豁達的樣子，把枷鎖打開，多做想做的事。紅的時候忙著賺錢，對於表演沒有付出，她想，現在該多做一點努力了。
3年後，金像獎又一次回饋了她。《打擂台》中的上海婆婆一角讓她再次拿到“最佳女配角”的小金人，她在台上哭了。那年她60歲。
有報道稱，因為沒料到會拿獎，她甚至穿著拖鞋走上了領獎台——本以為隻是匆匆看客，畢竟走紅毯時下著瓢潑大雨，她不想弄壞自己心愛的鞋子。
年紀漸長，拍戲成了要與體力抗衡的事。上次跟馮寶寶在蘇州電視台宣傳《媽咪俠》，馮寶寶跟主持人說著說著，她竟捱不住睡著了好幾次。和郭子健導演合作的《救火英雄》拍了兩天，邵音音的主要表演是哭。哭到後來，嗓子啞、腳軟、呼吸困難。元氣大傷，在家昏睡了兩天。她認為，配角之難在於要把很短的戲演好，隻有演得最適合，人家下次才會找你，所以表演一定要經過嚴格考證。
人情
邵氏的經曆，使邵音音的性格裏擁有了一些已經去世的、第一代電影人的俠氣。當年他們中的大多數從大陸到香港，語言不通，最初是電影收留了他們，讓他們每天有二三十塊的收入，生存了下來。這些人後來有些成了明星，有些做了移民局高官、律師，但一開始是靠拉幫傳帶的人情生存下來的。“這些故事現在已經很少了，我還會做，拉著別人的褲子去求人給一些朋友的孩子或無意中認識的人機會，在別人眼裏可能很傻，沒有好處，又煩，幹嘛呢？但我還是想做。”
前亞視新聞總監魏承思回憶，邵音音待人熱情、有俠氣，她的熱情甚至無意中傷害過他。見他平日不拘小節、穿著隨便出入香港上流社會，邵便托人送來一大包她先生穿過的舊衣服，這讓他感覺受辱，慢慢疏遠了她。
接受采訪時她常爆驚人之語，香港演藝圈打抱不平她總衝在前麵。演藝人協會會長改選時，她力挺黃秋生，在微博上被對手的支持者瘋狂攻擊，“台詞惡毒得連編劇都想不到”。
為什麼要做吃力不討好的事？她說，曾經因為沒人幫我，我吃過大虧，差點活不下去，所以有時幫弱勢的人開口，哪怕被人攻擊，都是該承受的。
在她的成長時代，“有一種心結，我們多數出自貧窮家庭，變數大。”那時香港最有錢的人，去新加坡，已經叫出國了。移民加拿大或英國，就是他們心中的至高境界。“這是我們這一代的夢想。我發過這樣的夢，夢也破碎過，所以現在回來。”
一來一回，朱顏已改。當年老友多數離開了電影圈，璀璨光華遙遠得像是前世的記憶，很多名字已不在人世。邵音音回想起從前，發現那些曾經在片場辛苦熬夜、戰戰兢兢、累得蹲在牆角都可以睡著的日子，原來已經是最好的日子。
問她如何看待生死，她說，平時口無遮攔，真到要麵對，是無比艱難的。2003年香港發生SARS疫情時，她養著二十幾隻狗和一隻波斯貓。貓每天會抓一隻鳥來送給她。香港政府說，SARS病菌是一種叫嘰喳雀的本土鳥傳播的，如果有嘰喳雀死掉，必須通報。邵音音於是擔心貓會把嘰喳雀帶回家，如果這樣，家裏的狗全都會因疑似帶菌而被打死。她過了一段每天極度恐懼、以淚洗麵的日子，甚至患上憂鬱症。直到她的狗安然度過，得以善終，她才放下心頭大石。
物是人非之外，香港電影所麵臨的生存環境跟從前已是千差萬別。曾經，有了男女主角的名字，電影就有了市場，但如今，除了種種限製，戲甚至拍好都沒有影院肯上——租金太貴，影院寧可多放好萊塢電影，也不排期給本土製作。怕收不回來，所以老板也不敢投資。
郭子健曾問她，你相信電影有命運嗎？她答，電影是死的，人是活的，怎麼會有命運？現在她相信了，作品都有命運，作品的命運掌握在人的手裏。
她說，比如頗受影評人讚譽的《青苔》，原本讓她入圍了2008年最佳女配角，可那年政府給金像獎撥了220萬，曾誌偉經過考量，決定多給大陸演員一些提名，起碼有年輕的大陸團隊過來，頒獎禮好看一點。接到電話通知時，邵音音已經在去提名發布會的路上，工作人員支支吾吾，“對不起啊，但金像獎有保護條約，你不要講出去。”她很生氣，覺得不公平，後來想想，沒所謂，我來現場做觀眾吧。
“這事情我從來沒對人講過，哎反正也無所謂，”她放下了一些包袱，“不再在乎什麼好印象”，反正，“都是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