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足3年，邵音音拍了二十餘部電影，部部賣座，可她過不了自己這一關。她說她從來沒看過自己的戲，雜誌上出現自己大尺度的照片，她會把身體的部分剪掉，隻保留大頭照。直到90年代，買碟來看，看到自己的裸體，“哇，這麼惡心。我看別人脫衣不會有什麼感覺，但看到自己就覺得惡心。”
前兩年，一位年輕演員在抉擇是否要接一個全裸角色時，來征求邵音音的意見，她對他說：人言可畏，輿論是可以殺人的，你這麼年輕，又是男生，要想清楚接下來將要麵對什麼。她的經曆告訴她：香港社會表麵開放，內裏對傳統卻十分在意。
1976年，邵音音拍了對她人生影響最大的一部戲——由陳誌華導演、取材自傳統戲曲《玉堂春》（胡金銓曾執導過電影版本）的《官人我要》。當時香港電影尚未分級，大人收工後去看午夜場，便把小孩也帶上。《天地豪情》編劇鮑偉聰多年後告訴邵音音，他兒時曾跟隨父母去翡翠戲院看午夜場的《官人我要》，“說出來不好意思，我幾歲時就已了解你很透徹。”
《官人我要》躋身當年十大賣座港片之列，並在台灣、日本等地賺得盆滿缽滿，邵音音更受邀參加戛納電影節。就在此時，災難悄無聲息地降臨了。
災難
在戛納的紅毯上，她的東方扮相引來西方媒體的興趣，人們稱她為“可愛的中國娃娃”，有記者將此寫到報上，立時引起台灣方麵的警覺。以當時的兩岸局勢，若邵音音被封“中國娃娃”，而非“中華民國娃娃”，她及其所屬電影公司都將被台灣封殺。邵氏和嘉禾對此頗為緊張，邵音音本是邵氏簽約藝員，但《官人我要》卻是嘉禾幕後投資拍攝，於是兩方都叮囑她，隻說自己是加拿大國泰電影公司演員就好。
年輕氣盛、懵裏懵懂的她不肯就範，結果，一紙台灣封殺令見諸報端，堵住了她的未來。
她吐了口煙，徐徐說，“以為隻是不能去台灣，沒想到全部的雜誌不能寫我，電視不能有我。不知道會完蛋。在康城度過了生命中最快樂的7天，海灘這麼幹淨，樹微微擺動，紅地毯上是全世界最大牌的明星，那是另一個世界。對於一個家庭貧窮的女孩來說，簡直是天方夜譚。機票又貴，買房子3500就可以付首期，去次康城要幾萬塊。我還沉浸在喜悅中，第二天買回報紙，發現我上了A版，說我是中共匪諜。整個人就傻掉了。”
很多人以為她會就此消失，但她堅持留在了麗的電視（亞洲電視台前身），參演了《鱷魚淚》和《變色龍》。兩劇在香港大熱，記者會上，邵音音卻被告知，拍照時你不要站在裏麵，會拖累大家。她無助地在一邊流淚。被扣上“匪諜”的帽子後，她養成了不出門的習慣——去買菜、上街，會有陌生人朝她吐痰、用髒話罵她。“跟‘文革’沒兩樣，隻不過覺得我是個目標。最可怕的是，到現在還不知道是誰扣了這頂帽子，一個跟你無冤無仇的人。”
一時人人自危，邵氏、嘉禾不再敢找她拍戲，曾經的朋友說，你不要再打給我，老板知道我會被炒掉。她的生活跌入深淵，因此陷入了整整30年的精神困頓之中。
之前一點沒意識到危險嗎？
“沒有，當時的世界隻有片場和宿舍兩點一線，對世界一無所知。隻知道每部戲都賣座，報章雜誌上出現的，永遠是自己最美最好的樣子。”但她相信，電影公司的人對後果是知道的，“如果有人提醒一句，我的考慮會多一點。”
重生
1980年代，邵音音嫁作人婦，當了母親；在朋友的幫助下，她前往印尼和馬來西亞登台；偶爾客串電視劇。婚姻並未給她足夠的庇護，在輾轉了沙撈越、舊金山後，90年代，她決定搬回香港。
重新出現在銀幕上的她，因整容失敗，已不複年輕時讓人產生同遊雍雅山房奇想的驚豔，多了喟歎和滄桑。她多在本土製作中飾演媽媽、婆婆一類的角色，戲份不多，卻呈現出與歲月的遭逢。
2007年，憑借《野 良犬》中的窮婆婆一角，她拿到第27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她說，那個獎最大的意義，是解開了她心裏的鎖，“以前我覺得生不如死，在國外，很多人來和我交朋友，熟了就問電影界的八卦，我心想，你這個王八蛋、心理變態，希望聽明星不好的事來滿足自己的陰暗，可是得獎那一刻我原諒了其他人，也接受了自己。”
接受了自己什麼？她笑了：一個念過大學的人，為什麼會踏上這樣的路？此時她終於想通，人生是自己的選擇，30年前那些沒幫她的人，並沒有義務扶她一把。“他們長期在電影行業打工，要養家，誰不怕被牽連？有很多原因的。”說到底，她接受了自己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