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主席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講話中指出，從曆史上中國與其他文明的交流中可以看出，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鑒，有衝突、矛盾、疑惑、拒絕，但更多是學習、消化、融合、創新。任何一種文明都不是完美無缺的，都需要吸收其他文明的優秀成果來加以充實。
明清時期中西文化的交流是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由具有特殊身份的人——耶穌會士完成的。他們最重要的曆史作用，是為16—18世紀東西方的相互了解傳遞了信息，為東西方的全麵交流構築了渠道，無論是對中國還是歐洲，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對中國而言，傳教士帶來的西學新知，與傳統的中國學問迥然不同，打開了中國人的眼界，拓寬了中國人的視野，使得中西學術和思想有了首次全麵的相遇與碰撞，為中國提供了一個重新審視自己，進而正確認識世界，融入近代社會的機會。遺憾的是，由於當時曆史條件的限製，固有的傳統文化對外來文化的巨大壓力和反彈，使得這次近代最大規模的文化碰撞未能對中國的社會產生真正深刻而實質性的衝擊。
對歐洲而言，傳教士翻經譯典，著書立說，中國成為傳教士研究和寫作的主題，客觀上促成了近代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傳教士從文化的角度揭示中國，關於中國的著作不斷在歐洲出版，從而在歐洲思想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18世紀的歐洲啟蒙思想家稱頌中國文化，從中汲取東方的智慧，並根據時代所需，將中國的思想文化經過加工和改造，為歐洲的反封建鬥爭增添了思想武器，為他們心目中的理想國提供了可供模仿的範式。借助中國，借助孔子，啟蒙思想家吹響了摧毀中世紀思想的號角。
從17世紀以來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來看，不同文化交流的發生及其結果和影響，並非曆史的偶然，而是蘊含著某些規律性的東西，有待我們去揭示和總結。明清之際東西方文化的互動是同歐洲近代大航海運動緊密聯係在一起的，中西兩大文明的全麵碰撞必然帶來相互的對話與交流。在16世紀到18世紀末的中西文明之間，來華傳教士起到了溝通作用，在文化交流當中擔任了重要的媒介角色。這種作用對於當今世界文明的交流與互鑒仍深具啟示作用。中國現已成為世界性大國，不僅在全球有著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同時也有著自己的文化利益和價值訴求。當下中國文化“走出去”的一大瓶頸，是對世界各國對中國文化的接受與研究的曆史、現狀和政策還沒有進行全麵的整理、調查與分析，如果我們不了解中國文化在世界各國傳播和影響的曆史演變，不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對中國文化的接受情況，就無法真正製定出長遠的國家戰略。從本文所論述的明清來華耶穌會士對中西文化交流之作用可以看出，曆史是連接各國人民、各個民族之間的紐帶，了解並厘清中國文化海外傳播的曆史、途徑和人物，運用好曆史資源，有助於我們更深刻地認識曆史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以便更好地展開和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各項工作。
（本文為北京外國語大學世界亞洲研究信息中心“近代漢學中的中國文化海外傳播——傳教士視角”項目成果。）
「注釋」
①閻宗臨：《中西交通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103頁。
②同前注。
③Virgile Pinot， La Chine et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philosophipne en France， 1921， Paris， p. 430.
④轉引自許明龍：《東傳西漸——中西文化交流史散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第159頁。參見《中國：歐洲的楷模》（Lewis A. Maverick： China， a Model for Europe），1946年，第189頁。
⑤（法）謝和耐：《關於17、18世紀中國與歐洲的接觸》，《亞洲學報》，1972年，第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