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必須要注意到，16世紀末到18世紀初歐洲科學技術知識在中國的傳播並不隻是一個西方傳教士單向的傳授過程，中國學者也積極地參與了西學在華的傳入與傳播。他們向傳教士學習科學知識，合作翻譯近代科技書籍，創造了相關的中文科學術語。像徐光啟、李之藻、王徵等中國學者一麵對中外知識進行重構，一麵利用西學來經世致用。來自歐洲的科學技術被西方傳教士和中國知識分子共同作用，融入到中國文化傳統中，中西知識體係也進一步被融會貫通。在中西兩種異質文化相遇之時，傳入的西學與中國固有的知識進行了積極的互動；明末清初耶穌會士用西方文明對中國所作的科技啟蒙，以及中國知識界對此的積極回應，是中國文明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
三、來華耶穌會士促進東學西傳和18世紀歐洲中國熱
明末以前一千多年的時間，歐洲有關中國的報道大部分以遊記為主，且不專記中國，此類記載大多走馬觀花，摻雜了不少誇張和想象的成分。真正對中國研究的萌芽，起源於明末清初早期來華傳教士的漢學研究，其特點是，空間上從漫無邊際的東方集中到中國一地；內容上從元蒙時期近於神話傳說的傳奇描述轉向真實直接的實地考察。傳教士來華後，西方人對中國有了較為長期而固定的觀察，幾乎完全以中國為描寫和敘述對象開始寫作。更為重要的是，來華傳教士有一半以上在中國居留超過了20年，足跡遍及內地諸省份；大部分精通中文，能閱讀中文書籍，因此對中國的觀察不僅局限於外表，而且能逐漸深入到中國文化內部。傳教士利用自己得天獨厚的條件和孜孜不倦的工作全麵而係統地探索中國，對中國的研究由介紹各地的風土人情、地理物產等一般性概況，逐漸發展成對中國經典、宗教、哲學、曆史、自然科學的研究；更有價值的是，傳教士將包括四書五經在內的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翻譯成歐洲語言，西方人自此可以通過比較完整的一手資料對中國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經由傳教士這個橋梁，西方人終於有機會開始接觸到中國文化的核心和精髓。
18世紀歐洲許多哲學家、思想家如萊布尼茨、伏爾泰、孟德斯鳩、魁奈等人在傳教士著作的影響下，受到中國吸引，發現中國人不信教，但依然將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繁榮穩定。因此渴望改造本國現實的啟蒙思想家將中國看成一個值得深入研究和可資借鑒的對象，對中國的曆史和現狀進行了探索分析。他們對中國的了解與研究大體遵循了這樣的順序：曆史——宗教——哲學——政治。來華傳教士最早介紹的是中國曆史，當時歐洲把《聖經》奉為人類起源和古代史的發端，當啟蒙思想家接觸到中國曆史後，發現中國曆史與《聖經》曆史不符，他們借助耶穌會士驗證中國史籍中觀察天象記錄的結果來考察中國曆史的真實性。“伏爾泰指明了中國編年史的可靠性，它的古老悠久無法與《聖經》相符；這無異於大聲告訴人們：《聖經》中的編年史絕不是不信教民族的曆史，他們的曆史久遠得多。”③除了中國曆史，啟蒙思想家最早接觸到中國哲學中的儒家思想，也是耶穌會士所介紹的。他們閱讀了傳教士翻譯的儒家經典，將孔子尊為偉大的聖賢，推崇中國以德治國的思想；從自然神論角度把儒家思想解釋為一種宗教，但又與基督教進行了區分，認為儒家思想是一套倫理道德標準，貫穿中國人的日常行為和整個中國社會，重農學派的魁奈甚至認為“中國人對倫理與政治不加區分，修身與治國之道實為一體”。④中國的科舉製、官員監督製度等政治體製也為伏爾泰、魁奈等人所稱道。總的來說，在耶穌會士和啟蒙思想家的共同作用下，中國成為啟蒙時代的歐洲反思自我和內部革新的一股強大外力，成為重新詮釋與解構歐洲文化的他者，正如法國漢學家謝和耐先生所言，“發現和認識中國，對於18世紀歐洲哲學的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而正是這種哲學，為法國大革命作了思想準備”。⑤
四、對中國文化海外傳播的意義
美國漢學家孟德衛（David E. Mungello）在其著作《1500-1800中西方的偉大相遇》中說，1800年以後，中國逐步淪為一個不能與西方現代文明平等對話的沒落帝國；然而，在1500到1800的這三百年間，正是全球化初始的開端，中國與西方對彼此都產生了興趣，第一次在一個較為平等、寬容的狀態下展開對話，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接納了對方。當然，當異質文明相遇時不僅有相互的吸引，也必然會產生相互的排斥，而且異質的程度越高，交鋒與碰撞就會越激烈；在中西方這次“偉大的相遇”中，中西雙方開始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在交流中展開對話，在對話中反思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