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來華耶穌會士的文化活動及其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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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真
中國文化走出國門、走向世界是一個曆史的過程，並非一蹴而就。15世紀末期，伴隨著大航海時代的到來，中西交通再度複興，展開了世界文明交流的新紀元。中國重新經由航海家、商人、傳教士、外交使節的筆述、口傳再次喚起了歐洲人的注意。16世紀中葉開始，以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為代表的天主教傳教士來到中國，拉開了近代以來歐洲與中國接觸和對話的序幕。以耶穌會士為主體的來華傳教士在歐洲和中國兩個不同的文化氛圍中展開了對中國的研究，用西文寫作的各種作品，為當時的歐洲提供了關於中國較為準確的信息，構成了歐洲早期中國知識的來源，對18世紀歐洲的“中國熱”具有直接的推動作用。
盡管中西早在馬可·波羅時代開始就已經通過絲綢之路進行過頻繁的貿易往來，各種物產商品的流通相當發達，但直到16世紀雙方才從一個物質交流的層麵進入了思想文化交流的平台。中國和歐洲從這時起才開始真正有了完全意義上的文化接觸。互動的交流，相互的影響，共同的創造，是這一時期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根本性特點。故而，從16世紀到18世紀以“中學西傳、西學東漸”為標識的明清時期是中國文化海外傳播過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在此階段，作為中國文化的探險者和傳播者，來華耶穌會士溝通中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來華耶穌會士的文化適應
眾所周知，為中國文化西傳做出過重大貢獻的人，除了中世紀的馬可·波羅，首推晚明來華的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其次就是以“國王數學家”為代表的法國耶穌會士。可以說，來華耶穌會士帶給歐洲人的震撼不下於馬可·波羅，中國恰恰如美洲地理新大陸的發現一樣，在精神領域上，對歐洲人而言，也是一塊文化的新大陸。
從15世紀開始，天主教傳教士大量被派到海外傳教，他們所去的地方多是非洲、美洲國力較弱小的國家，在大多數情況下不必考慮當地人的感受，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向他們傳教。當他們不遠萬裏來到中國的時候，情況完全不同。中華帝國地大物博，曆史悠久、文化發達。對這樣一個國家，如仍采用我行我素的辦法傳教，顯然是行不通的。要想進入中國，唯一的辦法是先向中國學習，讓中國接納他們。因此從利瑪竇開始，耶穌會士入鄉隨俗，習華語，著儒服，與中國人打交道，深入了解中國的禮俗、社會和民情，改變了以歐洲為中心的方法。在利瑪竇看來，傳教不隻是單方麵的信仰輸入，而應當變成一種文化對話。利瑪竇擯棄了歐洲中心主義，製定了科學傳教的方式和文化適應的策略，堅持尊重中國傳統，閱讀中國古籍，學習中國文化，廣泛結交文人士大夫，為在華傳教創造有利條件。在明末清初來華耶穌會士身上，體現出了中西文明在相遇與對話的早期所遵循的幾個原則：平等、尊重和適應。
為了在中國站穩腳跟，耶穌會士以士大夫階層為傳教對象，通過自上而下的影響開展傳教事務。他們以中國皇帝為突破口，試圖取得其信任，建立良好關係。如利瑪竇被萬曆皇帝留任宮中修理鍾表，教授西琴；湯若望與順治帝情同父子，掌管欽天監，被尊稱為“瑪法”。再如1687年，法王路易十四派出五位精通科學的法籍耶穌會士來華。洪若翰、張誠、白晉、李明、劉應均為博學之士，在科學方麵造詣深厚，精通天文、數學、曆算、測繪等領域，被稱為“國王數學家”，來華後深得康熙帝寵信和器重。他們不僅為康熙教授西學，還被任命在宮廷中擔任不同工作，如在欽天監任職，充當外交談判翻譯、測繪地圖、修建園林、鑄造火器、修理鍾表、奏樂繪畫、製造西藥等等。
耶穌會士以西學奇器為敲門磚，向中國皇帝、士大夫文人介紹歐洲文明和近代科學技術；同時也以極大熱情學習中國語言文字，譯介中國古代典籍，向歐洲介紹有關中國的各種知識。他們在華的活動主要包括四個方麵：一、傳布教務；二、用技藝為清廷服務；三、向中國介紹西學；四、研究並向歐洲介紹中國。後兩項活動正是“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耶穌會士在相距遙遠的中國與歐洲之間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梁，在西漸東傳的曆史潮流中，將東西方的思想文化連接起來，直接推動了全球化初期中西思想文化的相遇、對話與交流。
二、來華耶穌會士推動西學東漸
耶穌會海外傳教之重要方式即將“科學與理智灌輸給知識階級”①。明清之際，這種方法在中國獲得了意外的成功。明代除《天工開物》和《徐霞客遊記》外，科學著述實屬鳳毛麟角。到明末新航路開辟後，隨著傳教士入華，西學逐漸流入東土，士大夫開始接觸並學習天文與數學，形成當時中國社會的一種新景象。②明末清初西學傳入中國之時，正是中國傳統思想發生巨變之際。晚明以來中國思想界不滿王學的空疏，倡導實學，又恰逢時局動蕩，以徐光啟為代表的一批儒家學者開始關注天文、數學、地理、兵器、機械與水利等實學內容，對傳教士適時引入的西方近代科學產生了興趣。傳教士所介紹的西學在知識分子階層大受歡迎，學習西洋曆法、數學、機械等新知成為文人與傳教士晉接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