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九十年代，以亞曆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為代表的“建構主義”逐漸成為一種主流理論，加入了論戰。“建構主義”理論建立在社會理論和批判理論基礎上，強調觀念與意圖對行為選擇的意義。它認為，對國際體係結構最終起作用的不是“權力”“製度”等物質本身，而是國際共有觀念的分配。“建構主義”認為人、組織或國家的行為都是社會建構的，國際體係的進程是國家主動構建國際體係觀念結構的實踐活動，機構、規則和認同在國家行為及利益形成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在此情況下，現實主義強調的“均勢”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不均衡帶來的“威脅感”和均衡所產生的“安全感”，“安全困境”取決於國家自身對於“安全“與”國家利益”的認知。利益是通過社會相互作用而建構成的，社會認同反映了利益，而利益反過來推動國家的行動。文化不僅影響國家行為的動機，而且影響國家的認同，國家間正是存在許多誤解才使得國際關係複雜化。羅伯特？傑維斯在他的代表作《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中指出，政治決策者對國際信息的錯誤解讀和對情勢的誤判將導致國家間的戰爭。而導致誤判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同國家、民族文化觀念和思維方式的差異。馬克思主義者提醒我們經濟的不平等，階級之間的權力和利益鬥爭是戰爭之源；而約翰·霍布森更傾向於認為資本主義本身導致了帝國主義的產生又導致戰爭；約瑟夫·熊彼得則認為國際衝突之根源在於貴族政治、官僚政治和個別領導人“原始的”不安全感。所有這些解釋，似乎都對，又似乎太過於簡單。
“9·11”之後，布什政府越來越將使用武力與基督教的“正義之戰”聯係在一起，於是在2002年的美國社會中，越是常去教堂做禮拜的美國人，就越對美國的伊拉克戰爭表示支持。美國最新的民調機構“美國對外政策信心指數機構”2005年5月的調查顯示：83%的受訪者給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打了“A”或“B”的高分，58%的受訪者表達了對美國贏得伊拉克戰爭的決心，並對美國能夠給予“專製國家”人民自由充滿信心。⑤曾任新加坡外交部長的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教授認為，冷戰結束後西方世界變成了“一個被意識形態所駕馭的實體，民主的氛圍——這一不容置疑的道德高尚的想法——變成了一種意識形態的十字軍東征：他們堅持將民主輸出到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而不管這個國家正處於哪個政治發展階段。災難在黎巴嫩、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相繼發生”⑥。
三、不同的文明之間必然會有戰爭？
塞繆爾·亨廷頓希望從另一個角度去發掘事實之真相。1996年出版了之後影響巨大的著作《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提出了“文明衝突論”。他認為，冷戰的落幕，象征著意識形態的終結，但文明衝突卻已經拉開序幕。亨廷頓強調冷戰後世界政治結合、分裂和衝突模式不再是以意識形態為主導，文化的區別和差異將成為引發衝突的新的根源。他指出，“在後冷戰的世界中，人們之間最重要的區別不是意識形態的，政治的或經濟的，而是文化的區別”⑦。這便意味著“文化和文化認同（它在最廣泛的層麵上是文明的認同）形成了冷戰後世界上的結合、分裂和衝突模式。”⑧他將世界主要文明分為如下七到八個不同的類型，即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還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
亨廷頓同意普魯士曆史學家海因裏希·馮·特賴奇克的一個觀點：“正是戰爭使人們結成國家。”因為，他發現戰爭或外部威脅的確使美國國民更加團結。隨著冷戰的結束，美國失去了與自己同等地位的競爭者，敵人沒有了就需要再找一個。那麼，誰最可能成為美國的敵人？亨廷頓認為潛在的最危險的敵人會出現在世界主要文明的斷層線上，他最終將目標鎖定在伊斯蘭世界。“伊斯蘭與美國的基督教和盎格魯-新教文化在文化上的差異加重了伊斯蘭構成敵人的資格。2001年9月11日，本·拉登結束了美國對敵人的搜尋。紐約和華盛頓受到的襲擊，以及隨後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還有比較籠統的‘反恐戰爭’，使伊斯蘭好戰分子成為美國21世紀的第一個敵人。”⑨
敵人既然已經找到了，作為一家獨大的美國，似乎又找到了一個世界格局的平衡點，在“9·11”之後，美國先後發動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但這場戰爭似乎不同以往，這是一場看不到結局的戰爭，雖然美國人認定的頭號敵人薩達姆·侯賽因和本·拉登先後被處決和擊斃，但戰爭的硝煙還彌漫全球。
不過，美國人又將目光投向亞洲。亞洲四小龍、日本、中國等亞太地區國家經濟實力的迅速增長，使得冷戰結束以來亞太板塊凸顯其在全球政治格局中舉足輕重的地位。亞太地區因而也成為了美國實現其國家戰略的“利益攸關”區域。出於對美國在該地區的優勢不保的擔心，美國開始從伊拉克、阿富汗抽身，調整戰略重心東移，開始“重返亞洲”的謀劃。希拉裏·克林頓在2011年10月的演說中強調，未來十年美國外交戰略的最主要使命之一是將外交、經濟、戰略等方麵大幅度增加的投入“鎖定於亞太地區”，打造“跨太平洋體係”，全方位“重返亞太”。⑩美國尋求在亞太重新發揮領導作用首先插足的是經濟領域。當前美國亞太戰略調整的重要特征是充分整合防務、外交和發展資源，大力融合政府力量和民間力量，將軍事活動作為美國對亞太“展開全麵接觸”的關鍵基礎，將加大“發展援助”，提升發展中國家“夥伴”能力作為解決諸多外交難題的綜合性戰略。11同時，美國強化與亞太盟國關係，新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和《美菲軍隊訪問協定》的簽訂以及規模逐年擴大的聯合軍事演習等行動，無不體現出了奧巴馬政府的“新亞太戰略”對亞太地區事務的重視。美國“重塑亞太”的戰略包括：在經濟上利用自由貿易、技術輸出管製和金融資本流動加緊了參與、控製和滲透；軍事上加強了亞太的前沿部署，並通過實施新的聯盟戰略，對該地區崛起中的大國實行秘而不宣的圍堵和遏製，展開了自越戰結束以來最有企圖的戰略出擊態勢。此外，美國還熱衷於以亞太地區的“人權”和“民主”問題為借口，將“軟”與“硬”兩手工具密切結合，企圖鞏固和發展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導權。12正如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的文章所指出：“美國‘重返亞洲’是全方位的，不僅僅是在經濟和外交戰線，也在軍事戰線。”13“重返亞洲”戰略出台後，美國一方麵舉行多場軍事演習，充分展示自己的硬實力，但在更多的情況下，他們在運用所謂的“巧實力”，或挑撥離間，或煽風點火，或縱容他國製造事端，或左右逢源，兩邊下注。他又在尋找下一個敵人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