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傳播研究須把握國際權力格局
理論平台
作者：吳飛
國際傳播實質上是符號權力之爭，而符號權力是一種柔性權力，在國際權力競爭中，有著與硬權力（主要指軍事、經濟方麵的實力）同樣重要的作用，但軟權力又往往需要與硬權力匹配才能充分發揮效用。中國雖然著力推進軟實力建設，無論是國際宣傳片，還是參加國際事務，承擔大國責任方麵都在用力經營，但效果並不理想，問題的關節點何在？如何進一步提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和號召力？如何在國際話語場占據更有利的位置？本文認為，一個基本的前提就是要把握國際權力格局。
一、國際權力分析要把握“綜合權力”
在當下，在沒有任何一個可以取代美國地位的對象出現的時代，美國獨領全球是一個既成的事實，而且估計未來20年左右還看不出新的領導者。也就意味著，我們當下要爭論的問題不是美國是否一霸獨領天下，要回答的問題是美國稱霸是為了什麼？是否有利於全球人民發展需求？是否有得於全球局勢的穩定？需要過問的是美國是計劃在利益分享的基礎上重構全球體係，還是僅止於利用現有獨大的力量謀求自身利益與安全？
冷戰40年，雖然沒有爆發恐怖的核戰爭，甚至也沒有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但代價同樣是巨大的。有學者認為，冷戰使美國付出了8萬億美元的國防支出，10萬人失去生命；麥卡錫時代的政治迫害損害了許多人的事業和生活；而且冷戰在20世紀80年代引發了50年最為嚴重的經濟蕭條。發展中世界到處發生血腥的衝突，在這裏的美國人和俄國人——更多情況下是他們各自的代理——相互殘殺，在朝鮮、越南、中東、中美洲和阿富汗及其他地方的戰場上，共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喪命。①等到冷戰結束，美國人正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之中，9·11恐怖襲擊又發生了。人們沒有等到世界大同的和平頌歌上演，又投入到一場反恐怖的戰爭之中。西方民主主義者驚奇地注視著各種各樣的種族、宗教和國家衝突的爆發，他們原以為這些隻是屬於一個過去了的年代。“‘世界新秩序’的預言、普遍價值的勝利、‘後傳統的’同一性的普遍化都沒有實現，相反，我們看到的是諸多排他主義的爆發以及不斷增長的對西方普遍主義的挑戰”②。
世界為什麼總沒有太平的時候呢？西方社會推行的普遍價值為何遇到阻擊呢？或者我們換個思路追問一下，為什麼人類無法擺脫戰爭的陰影呢？無數學人皓首窮經，提出過不同的答案。馬克思主義者提醒我們經濟的不平等，階級之間的權力和利益的鬥爭是戰爭之源；而約翰·霍布森更傾向於認為資本主義本身導致了帝國主義的產生又導致戰爭；約瑟夫·熊彼得則認為國際衝突之根源在於貴族政治、官僚政治和個別領導人“原始的”不安全感。對於這些不同答案，以現實主義、自由製度主義和建構主義三大學派間的爭鳴最為激烈。以漢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為代表的“傳統現實主義”學派認為，權力是國家自發的追求，人類無止境地增強軍事實力的本性引發了普遍性的“安全困境”。1979年肯尼思？華爾茲（Kenneth N. Waltz）的《國際政治理論》問世，標誌著“新現實主義”學派對“傳統現實主義”學派的挑戰。在國際政治“無政府”狀態的假設下，華爾茲認為國際政治體係的結構取決於構成體係的原則，主張國際體係結構是由同類的重複彼此行為的單元構成，並由單元之間的權力分配來決定的。這一理論強調體係結構和單位結構，指出“隻有結構的變革才能改變國際體係的無政府性質”，因而也被稱為“結構現實主義”。與“傳統現實主義”理論不同，“新現實主義”認為國家追求的最終目標是安全，權力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實現國家安全目標的手段。並且，“權力”不僅僅指的是軍事實力，而應是國家的“綜合實力”。這兩種國際關係理論應用於實際的國家戰略中，體現為進攻性現實主義和防禦性現實主義。進攻性現實主義尊崇“國家的自我保護最終隻能通過武力來實現”的信條，以追求絕對的權力保障自身安全；而防禦性現實主義則以建立安全同盟的方式營造相對安全的環境。
二、霸權之後，會進入和平的時代嗎？
古典自由主義有一個基本的假設，即國家間的交往越廣泛，和平的機會就越大。它認為，經濟依賴使戰爭不太可能發生，因為各國都逐漸在生活用品上彼此依賴，因而無法承受戰爭的代價。它還提出，文化交流導致國家之間對彼此的關切更為了解，進而降低誤解的可能性。簡言之，古典自由主義假設，“人與人”的接觸使得國家間更好地相互“了解”成為可能，因此，它們之間發生戰爭的危險也就降低了。對此，著名冷戰史學家約翰·劉易斯·加迪斯評價說：“這些結論讓人很樂於相信，但顯然不能為曆史事實所證實。”③肯尼思·華爾茲更是發現，“最激烈的內戰和最血腥的國際戰爭都是發生在事務密切交織、人口高度相似的地區”④。
20世紀七八十年代，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的《霸權之後：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衝突》和其與約瑟夫？奈（Joseph S. Nye）合著的《權力與相互依賴》又引發了“新自由主義”學派與“新現實主義”學派之間的爭論。“新自由主義”學派主張國際關係理論應超越民族國家，注重國際機製和國際組織，注重經濟、環境和相互依存。它突破了長期以來國際關係領域研究“國家中心主義”的傳統，在承認國家角色的重要性的同時，更加重視其他角色，如跨國公司、國際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用，將“國際製度”作為國際體係最主要的特征，認為其能夠保證不同行為體之間的合作，降低合作的風險。因此“新自由主義”也被稱為“自由製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將權力、安全和生存放在首位的思考方式不同，“新自由主義”將國家的經濟利益放在與國家安全同樣重要的地位，並對現實主義的“自助”主張提出質疑。鑒於當時世界局勢的全麵緩和，“新自由主義”認為國際合作將取代軍事威脅成為國際關係的主流，批評“新現實主義”過分強調“無政府狀態”而忽視“相互依存”的現實。而“新現實主義”則堅稱國際合作更加依賴於國家權力，認為實力是國家安全和獨立的基礎，“新自由主義”誇大了國際機製與國際製度對國際關係的影響和作用。製度分析與結構分析是“新自由主義”學派與“新現實主義”學派的根本區別：新自由主義強調國家間相互作用的體係過程；而新現實主義關注的重點則是體係角色間的權力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