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童：見證遊民世界
專題
導演、小說家，北京人49歲，當代中國最具創作力的紀錄片導演之一《麥收》《算命》《老唐頭》《四哥》所組成的遊民係列記錄了妓女、算命的、老鴇等邊緣人士戲融性極強的生活。
人生的第一部電影
我想應該是樣板戲《紅燈記》。我小的時候是住在一個部隊大院旁邊，部隊大院有一個特權就是每個星期六或者星期天放露天電影，就在露天扯一塊銀幕直接就放。我們這些住在附近的孩子都會想辦法混到部隊大院裏麵，在大院裏麵一直不出來，等著天黑。等天終於黑了，看銀幕終於掛出來了，然後我們就找一個好的位置等著看開演。什麼時候最愛看電影
看片子看得最多的時候還是在盜版碟片興起的時候，看得比較多，當時對《迷牆》的印象特別深，這個片子的各個版本我都買了。當時北京的文藝青年流行在新街口買一種用牛皮紙包的碟片，那些片子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為《望鄉》流了兩次淚
產生絕對影響的電影沒有，但產生了很深的印象的電影應該是日本電影，現在說起來很多都是商業片，比如《追捕》《遠山的呼喚》《黃手帕》《人證》《砂之器》《寅次郎的故事》。這些電影是在我少年時代，一種很封閉的年代裏看到的，看完之後就覺得其實電影是可以表達這樣的東西的，不是八個樣板戲那樣的政治說教。這些電影當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應該是《望鄉》，我那時候處於青春期，歲數小，看的時候就特別的感動，感覺故事特別好，妓女特別美。一想起那些東西就按捺不住想要流洞，在情感上，在我的少年時代，應該是上初中時候，真的是給了我很強的震撼和心靈的慰藉。在我拍完《麥收》之後，還突然想起了這部片子，特別想看。我那時沒有DVD，後來找朱日坤先生借了這部片子，09年又重新看了一遍。看完之後依然流淚。時間已經相隔三十多年了。
我們為什麼不斷拍電影
因為我們活得太有限了，對這個有限的現實永遠是一種懷疑。我們永遠生活在一種困境當中，因為我們是一種有限的動物，社會的不足，我們自身的不足等，它成了我們不斷表達的一個理由。我們想要表達出更好的一種東西，實際上這個願望也暗含著另一種悲觀，因為這個願望實際上是永遠兌現不了的，永遠是一種夢想，我們這才需要不斷地去拍片子，不斷地去表達。
我可以順流而下
具體到我的片子，不一定說學到了什麼。而是說拍片使我進入了另一種情境，改變了我以往的生活的方式。我們知道一個人學習的過程，往往是一個向上的過程，一個人不斷去接受教育，為其在社會上獲得更好的生存空間。知識帶有很強的功利色彩。
我拍紀錄片後，就與這種向上遊動的方向正好相反了。陳丹青先生寫過一本書叫《退步集》，我有一個理由“退步”，就是我去拍紀錄片，我因此可以順流而下，可以和片中的這些人物混在一塊兒，朝夕相處。他們有的成了我的朋友，有的沒處好成了仇人。他們當中的一些人非常凶悍，這是一個閃險莫測江湖，叢林密布的江湖，在這裏頭混便有一種與狼共舞的感覺。
拍紀錄片對於我來說，改變太大了。如果之前我是一個趨利避害的浮遊生物，一個在社會上掙紮，渴望有所作為，想要更好的生活的人，拍紀錄片給了我一個轉變，它讓我掉轉方向，自甘沉落。在混亂不堪的生活裏，卻發現了另一個世界，遊民的世界，一個被說成是“隱性的社會”，它就實實在在地出現存我的鏡頭裏了。
說到我的這些朋友，他們肯定不是生來就是遊民的。在社會不公和個人資源極為匱乏的情況下，這幫人隻能退守於叢林，漂泊在江湖。那些生生滅滅卑微苟且，甭管存什麼時候，隻要提起來都會讓我覺著實在可悲可泣，可怒可歎！就像《望鄉》當年給我的撞擊一樣，我能幹的就是盡量多拍點他們，不讓他們像《望鄉》裏的人那樣，漂泊在異鄉，長眠於泥土裏，就好像他們從來沒有來過這個世界一樣，永遠被遺忘。
我想拍的故事
我覺得拍別人就是在拍自己。向真而構的紀錄片，其實有時候是一種“借屍還魂”，你如果想拍攝自己的遭遇，就不如拍別人的苦難。生活肯定大於拍攝，當你把鏡頭對準生活的時候，把焦點調實了，別手軟，你要說的話就在你的鏡頭裏了。無論紀錄片還是劇情片都一樣，明年打算開拍一個故事片也是出於這個想法——故事永遠來自我的這幫朋友，他們好像是我的一塊領地，我在這裏狩獵自由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