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更為可怕的，還不是鄉村生態的淪陷，鄉村人們的心態的實利化才更令人震驚。在沒有化工廠之前，鄉村人們的生活大體是平靜的，雖然較為清貧，但人際關係還是祥和的，繁重的鄉村勞動和並不豐裕的物質產品使得鄉村人的心思不至於過分胡思亂想，還能夠持守著簡樸和善良。但化工廠剛建成，村民就開始想入非非了，憧憬著如何像城裏人那樣生活，連莊稼都不願好好種了。隨後他們的生活也不由自主地喪失了原先的自由自在，開始模仿化工廠裏的工人做派。最為可怕的，還是他們在對鄰村人因為家裏有人在毒氣泄漏中死掉了而獲得巨額賠償金的羨慕和嫉妒中，表現出來的那種極端地無視生命價值、隻崇拜金錢的赤裸裸的物欲瘋狂態度上。“你們知道嗎？不得了了！上頭正在調查各村的死亡情況，正在賠錢哩！據說，死一個賠給一百萬，就連中毒癱瘓了的二咋呼，還得了六十萬的賠償金哩！……雲生的那老娘，腦血栓在床上躺了多少年，這一死竟然給家裏撇下一百萬，咋有這樣的好事兒哩？還有蹦蹦的爹老蹦蹦，三個月前就查出了胃癌，醫生說他的大限就有半年，他咋這麼會死呢？”這一段話，幾乎把那種為金錢瘋狂的農村人的極端心態寫活了。由此可知，對於這些鄉村人們而言，像癱瘓的人、患癌症的人本來就沒有價值了，如果能夠換到大把金錢，那無疑是最大的好事。這實在是令人觸目驚心！
中篇小說《生死狀》的選材富有現實性，能夠直擊當前社會的現實問題，批判鋒芒較為鋒銳，體現了作者富有敏銳的現實感應神經。在敘述上，該小說也頗為老到從容，張弛有度，由程莊村長程喜田入手，向上勾連張鎮長、副縣長、化工廠的總工程師等人，向下聯係各色村民，較好地展示了當前鄉村的政治經濟狀況和人情世態。不過，該小說是圍繞著事件展開的，在對化工廠的建立給鄉村帶來的變化的敘述上，還是顯得太過拘束於現實，藝術創造力和想象力稍顯不足，主題開掘不夠深入。
相對於程相崧的《生死狀》而言，劉東衢的中篇小說《黑河的孩子》在對當前中國社會的黑暗現實的批判力度一點也不遜色，它以一個水滸式的民間英雄的悲劇故事展示出了當前中國底層社會在貧困和暴力中的無奈沉淪。小說的核心人物是逃犯龐大勇。出生於農村的他無錢無權無勢，在社會裏難以立足。他的父親龐元幾在鄉鎮水泥廠裏工作，死於意外事故，除了兩條腿之外，血肉之軀被攪拌機攪碎，成為出售給城裏人的水泥。縱然如此，他還要接父親的班，繼續謀生，隻是在看到工友的手指被截斷後，他才不想幹了。對於龐大勇來說，更為屈辱的，乃是水泥廠的藏老板憑借自己的雄厚財力，和他的妻子胡桂花通奸，導致他被人嘲笑自己的孩子都是別人生的。龐大勇對這個社會是仇恨的，他尋找不到更好的發展道路，也不願意像其他人那樣忍辱偷生，因此就鋌而走險地像水滸英雄一樣訴諸以惡抗惡的反抗之路。他搶劫了鎮派出所所長秦元舉的幾十萬元錢，帶著自己的情人到荒島上去生孩子，最終又趁老婆和藏老板通奸時割斷了他們的喉管，結果自己也慘遭毀滅。
作者在塑造龐大勇的形象時，跳出了讀者慣常看新聞的眼光，寫出了龐大勇人性的複雜性。在作者筆下，龐大勇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暴虐之人，即使在以惡抗惡的險途上，他的善良人性依然在閃耀。例如，他對待鄉村少年四寅，雖然他需要四寅劃船接送他和他的情人，但在給錢方麵就非常大方；他是四寅的三爹的戰友，因此落草之際，他還想著要送他一點搶來的錢；至於精心嗬護給他生孩子的鄉下女人，想著“人一走，總要留個後，我怕我連累她……”，無疑也是龐大勇的人性閃光。而他在逃亡、躲藏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勇敢、鎮定，即使寧願被打死也不願自首，都是富有血性的表現。當然，當他最後發現自己錯殺了四寅的父母，讓四寅開槍打死自己，也是難能可貴的良心覺醒，頗有曹禺的悲劇《原野》中仇虎的氣概。龐大勇的人生悲劇，再次宣告了像水滸式的民間英雄已經不合時宜了。
和中篇小說一樣，2014年《小說林》中的短篇小說也多關注底層社會的生存苦難，發掘他們堅毅的生存品格，讚賞他們的人性亮色。
阿丁的短篇小說《鏈獄之旅》（原載2014年第4期 /《長江文藝·好小說》2014年第11期轉載）就在對蒲鬆齡的《聊齋誌異》卷十《席方平》故事的後現代重述中表達了對當前中國社會生活較為絕望的犀利批判。蒲鬆齡筆下的席方平因為父親死後被強鬼欺淩，決定離魂遠赴地獄為父親伸冤，誰知地獄裏也是烏煙瘴氣，就連冥王也是黑白不分、是非不明、唯利是圖，最終幸好得到二郎真君的審判，才重見天日。阿丁筆下的席方平卻成了一個租住在城市地下室的新時代底層青年，他的父親死後被姓羊的欺淩，於是他吃安眠藥靈魂進入地獄。地獄是幹燥無比的現代大都市，到處僅有黑白兩色，充斥著呆滯的幾何體，還有無處不在的暗探和鬼警。地獄也是是非顛倒之地，因為席方平執著上訪，結果遭受舌刑和車裂，還被強逼投胎。最終席方平被教訓道一切都隻不過是不停運轉的環鏈，所謂正義隻不過是轉瞬即逝的點。因此席方平沒有辦法伸冤，隻能在地下室裏痛苦醒來。
該小說值得稱道的有幾點：第一，它承接了《聊齋誌異》的豐富想象力。蒲鬆齡展示的是農業社會的地獄景象，阿丁則展示了後現代社會的地獄景象，兩者都一樣震撼人心。第二，具有濃鬱的社會批判和文化批判意識。如果說蒲鬆齡批判的是封建中國的醜陋官場和民不聊生的黑暗現實，那麼阿丁的《鏈獄之旅》不但嚴厲地批判了當今中國的司法不公，而且也批判了高度標準化、同質化的現代文明。例如小說結尾寫冥王的出現就頗有意味，“所有的幾何體都在移動、旋轉、變幻。黑白兩色的矩形菱形三角形規則或不規則的多邊形相互擠壓、融彙，斷裂、分合，瞬息萬變，宛如地獄的多維屏保。我壓抑著劇烈的惡心和眩暈，強睜二目從蕪雜的線條形狀和陰影中辨析著冥王的臉。一無所獲。”這與其說是描寫冥王，不如說是描繪現代人陷溺在現代都市、高度電子化世界中的異化感受。第三，具有鮮明的哲理意味。例如，小說最後由那個兜售冥界官員地址錄的鬼向席方平闡釋世界是鏈環，正義轉瞬即逝一節，就相當具有哲理意味。整體看來，蒲鬆齡的《席方平》洋溢著前現代的農業社會的質樸和信念，而阿丁的《鏈獄之旅》卻浸染著後現代式的駁雜和絕望。
王鴻達的短篇小說《時差》（原載2014年第1期 /《小說選刊》2014年第2期“佳作搜索”）敘述了一個中年男人的出軌故事。宗浩是銀行員工，妻子患病多年，花光了家中積蓄。在醫院看護妻子時，認識了女醫生方晴，兩人發展成情人關係。一次奧運會期間，喜歡看體育節目的宗浩約方晴到五大連池去旅遊，順便可以盡情地欣賞體育節目。因為奧運會在美國亞特蘭大召開，要看節目，他不得不倒時差。後來因為偶然被熟人認出，宗浩便決定和方晴盡快離開，前往大興安嶺。但此前，由於宗浩曾挪用銀行的錢給妻子治病，所以在火車站他看到警察盤問方晴，萬分緊張，沒有趕上北去的火車，瞬間改變了主意，和方晴回到老家，主動向警察自首。該小說的敘述功力老到，火候拿捏得恰到好處。通過宗浩和方晴的關係，作者寫出了一種銘心刻骨般的城市中年人的生命悲劇感。這種悲劇感，就像秋末的天空，漸漸地泛起陰雲，預示著冬雪的來臨一樣。小說題目為“時差”，別有韻味，宗浩看奧運會節目麵臨著時差的困擾，宗浩和比他小十二歲的方晴之間的愛情也存在著時差的困擾，中年生活似乎處處悖逆心意，潛藏著揪心的暗礁。
徐岩的短篇小說《藥材鋪》（原載2014年第6期 /《中華文學選刊》2015年1期“佳作點評”）依然駕輕就熟地敘述著都市底層小人物的悲歡喜樂的世俗故事。該小說的主人公陸大夫原本在南方有個溫暖的家，退休之際老婆看上別人，和他離了婚。退休後，他便到哈爾濱幫表弟經管藥材鋪。他性情溫和，和周圍人相處友善。工作之餘，他也無非是找朋友喝喝酒，或者到浴池泡泡澡找個妓女。一次，他偶然幫助警察破了一個銀行搶劫案，自己也被蒙麵劫匪刺傷，因此他想著要趁早回到南方去安度晚年。徐岩曾說：“對於一個作家來說作品中的悲憫和良知是重要的。往往我的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我身邊的人，都是小人物，他們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是底層人的掙紮、疾病和死亡中所呈現的那一抹亮色和暖意，這關乎我的寫作經驗和信仰以及個人經曆。但是我還是覺得其中的一部分作品，還是真正對人的苦難的體驗，甚至說它們對苦難的體驗比較深切，是具有切膚之痛的。”的確，《藥材鋪》無疑也是作者的敘事慣例之一。無論是像陸大夫這樣的人到晚年，麵臨著妻離子散遠走他鄉的悲劇；還是像雲雲那樣，年紀輕輕就淪落到浴池裏去當妓女；或者像那個蒙麵劫匪一家人為了一點錢就鋌而走險；等等，都是底層人民生存處境的窘迫顯現。但徐岩的獨特之處，並不在於機械地展示底層人民的生活苦難，而是要去發掘這些底層人民苦難生活中的和善與溫情。例如陸大夫幫稅務局胡科長搞到藥後，和他上街喝酒，鼓勵胡科長要好好活著，胡科長非常感動，“陸大夫說完話就看見胡科長一個大男人，眼眶裏竟噙著幾滴淚水，整張臉都漲紅了，他的心就跟著顫了一下。”後來陸大夫打電話托人幫忙，還送錢給雲雲救她被派出所抓起來的哥哥時，“雲雲眼睛立馬就濕了，她抓了陸大夫的手哽咽了半天也沒說出一句話來。”新來的藥鋪老板娘很快辭掉了大平護士，陸大夫又私自送給她五百塊錢。這些都寫盡了底層人民的辛酸和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