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說中觸摸時代的低沉脈搏
評論
作者：汪樹東
當今時代，由網絡、電視、報刊、廣告等構築的大眾傳媒帝國已經對社會構成全方位的嚴密覆蓋和暴力殖民。每天生產的巨量新聞鋪天蓋地，如水銀般地滲入大眾生活的每個空閑時間；見縫插針、無孔不入的商業廣告等更是營造著消費社會的盛世景象，引誘著大眾投身於每一場消費慶典；至於國家主流媒體，自是不忘高高在上的主宰地位，在親民路線中貫徹著毫不動搖的意識形態宣傳態勢。因此，2014年和往年一樣，是喧囂的、浮躁的、狂熱的、亢奮的；雖然從更大曆史視野來看，2014年也無非是平庸的、乏味的、清冷的、空虛的。在這種世俗化時代裏，有操守的文學依然在刺破著社會表麵的喧囂與繁華，看取其內裏的空虛和貧困，依然在時代大潮的躁動多變中把握著人性的迷惘和沉穩，依然在理想日趨低迷之際張揚著精神和靈性的旗幟。2014年，《小說林》雜誌繼續貫徹著高標準的選稿方針，以“推薦”、“短篇”、“微·小說”、“先鋒”等多個主打欄目，持續推出既有強烈的現實關懷和批判意識、又有一定的藝術探索意識的小說佳作，引起較好的社會反響，共有十餘篇作品被各種文學選刊轉載。本文就對這些小說代表作做一個概覽式的掃描和點評，既是重溫，也是展望。
每期一個中篇小說的“推薦”欄目是2014年《小說林》的重頭戲。今年推出的六個中篇小說基本上都是直麵當前社會現實，富有底層關懷意識，彰顯著濃鬱的人文精神和批判精神的佳作，其中以宋小詞的《太陽照在鏡子上》（原載2014年第2期 /《小說選刊》2014年第2期“佳作搜索”，《長江文藝·好小說》2014年第6期，《小說月報·中篇小說專號3 》2014年第7期轉載）、程相崧的《生死狀》（原載2014年第3期 /《中華文學選刊》2014年8期“佳作點評”）和劉東衢的《黑河的孩子》（原載2014年第5期 /《小說選刊》2014年第5期轉載）為代表。
宋小詞曾在2013年第4期的《小說林》上發表過中篇小說《開屏》，因其富有較深的生活蘊含和較強的藝術魅力被國內多家文學選刊轉載，2014年的中篇小說《太陽照在鏡子上》依然延續了她一貫的淩厲風格。該小說敘述流暢沉穩，極富吸引力，人物心理拿捏得恰到好處，性格鮮明，生氣彌漫，帶有武漢生活特殊的味道和活力，毫無疑問可以視之為2014年《小說林》中的翹楚之作。該小說女主人公陶平和陶安是同父異母的姐妹。陶平十六歲讀高三時，父親出軌，和母親離婚。父親的背叛令陶平絕望異常，從此不信任男人，也不相信愛情和婚姻。大學畢業後，她工作生活在武漢，直到快四十歲了還是單身。一次，同父異母的妹妹陶安帶著三歲的兒子龍龍找上門來。原來，陶安的身世也頗為不幸，父母早亡，讀書又不成，年紀輕輕就在洗腳店裏給人捏腳，不到二十歲就和來自農村的同事田文軍結婚了。婚後，田文軍看著在洗腳城裏給人捏腳也沒有什麼出息，想自己創業，在城市裏屢試不成，就回農村去養鴨子，留下陶安一個人在縣城洗腳城賺錢。孤身一人的陶安又遇到了林大慶。這個林大慶也是二十來歲的年輕人，家庭條件不好，自己的工作也不穩定，但他對陶安的悉心照顧很快贏得了陶安的愛情。於是，陶安想著和田文軍離婚，帶著三歲的兒子龍龍嫁給林大慶。陶平自然是反對妹妹的不合時宜、膽大妄為，在看到田文軍和陶安的爭執以及陶安為愛情而瘋狂的舉動之後，她甚至把陶安和龍龍趕出了家門。但林大慶並沒有如約來迎接陶安，這讓陶安陷入絕望，試圖吞藥自殺。後來田文軍來接陶安回家，陶安有意讓兒子龍龍待在陶平家裏，隨後跳江自殺。
閱讀該小說，我們可以深刻地體會到宋小詞對生活和人性已經別有悟解，她能夠讓自己的心靈深深地投入當前火熱的現實生活中，深入社會最底層，感領芸芸眾生的生死愛欲，隨後從中發掘出值得珍惜的價值。該小說首先值得稱道的是，作者寫洗腳妹角色，但並沒有先入為主地把她塑造為一個底層社會的受害者形象，由此來控訴世道的陰暗和無情，而是從家庭親情角度入手，著意於去發掘像陶安這樣的底層人物的生命主體性。在當前這個世俗化的時代，人心飄忽，人性虛浮，人心所向唯利是圖，純真的情感被視為笑談。但作者筆下的陶安卻非比尋常，她靠自己的洗腳手藝吃飯，絕不貪圖錢財出賣色相；她在婚後喜歡上林大慶，純粹是出於愛情。當姐姐陶平斥罵她時，她這樣自我辯護道：“我出了軌又怎麼了？我偷了人難道就變成畜生了，就該受人作踐？就該矮人三截地過日子？我跟田文軍過不下去了，你們憑什麼要逼我跟他在一塊？是人都會選擇跟自己喜歡的人在一起生活，誰會選擇跟自己討厭至極的人在一起過日子？結婚了又怎麼樣？生了孩子又怎麼樣？難道我的權利就沒有了？”從此等來自肺腑深處的呐喊聲中，我們似乎又聽到了五四時期魯迅小說《傷逝》中子君的聲音，其潑辣純真的個性也躍然紙上。最終林大慶有負於她，她感歎道“活著無味”，投江自盡。從更超越的人生立場來看，這自然是年輕人心靈的盲目和迷亂；但從另一麵看來，這恰恰也是她的心靈純真尚存的明證，因其瞬間毀滅讓人痛徹心扉，更讓人倍加珍惜。
陶平形象是該小說的另一個更大的亮點。宋小詞在創作談《向人物的內心進行深耕》中曾說：“每個人的心靈都是一座迷宮。寫作就應該不怕麻煩，也不能有所顧忌，要勇於解剖內心，將那種瞬息間的千變萬化，將人類複雜幽微的情感，有層次地、有張力地展現出來。” 因為陶安的個性較為單純，在她身上尚未呈現出多少層次的複雜幽微的情感；但在陶平身上就完全不一樣了，她年齡較大，生活經曆複雜，內心極為豐富，因此作者盡可能地挖掘她的心靈迷宮，呈現出極為迷人的情感變化的過程。她本來深受父親背叛、家庭的傷害，對人性人心全無信心，離群索居，神情落寞，因此剛開始對陶安和龍龍的到來全無好感；但隨著事情的發展，陶安的單純和堅貞，龍龍的弱小和可憐，慢慢地激活了她如死灰般的心靈，讓它慢慢變得柔軟起來。最終她也反思，看到自己內心的陰暗：“我在心裏問我自己，如果陶安不是洗腳妹，是有體麵工作的，嫁的老公不是養鴨子的，是很有頭腦的小老板，出軌的情人不是窮混混，是一官半職的公務員，我會將她趕出去嗎，我對她會有這麼多的看不慣和忍不下去嗎，說到底我欺負她並不僅僅是因為當年的鳩占鵲巢，而是她的貧窮她的底層她的絕境。在我承認我自己勢利的時候，我的後背陡然一陣烘熱，有密密的汗從身體裏鑽出。我看到了我內心的陰暗，像一塊生黴的豆渣一樣，在我的心裏深處散發著惡臭。”能夠看到自己內心的陰暗，無疑是良知覺醒的表現。作者能夠把陶平的心路曆程寫得如此細膩幽深，實在有大家手筆的風範。
當然，整體看來，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作者把陶平和陶安兩個人物對照起來書寫，從而獲得了極為耐人尋味的藝術意味。陶安和陶平的對照，從人性層麵看，是單純熱情的人和已經對生活喪失熱情、複雜勢利的人的對照；從社會層麵看，又是底層人民和城市中產階級的對照；細品起來，真是言有盡而意無窮。寫小說，說到底就是寫活人物，能夠在一個中篇小說中成功塑造出如此富有生活蘊含、藝術魅力的兩個人物，實在是極其不容易的。應該說，宋小詞的《太陽照在鏡子上》對於當前文壇上那些屢屢陷入概念化的底層小說具有相當大的突破意義和示範價值。
與宋小詞的《太陽照在鏡子上》由家庭倫理來感受時代大潮的變動不同，程相崧的中篇小說《生死狀》圍繞著一家大型化工廠落戶一個鄉鎮農村後引發的鄉村生態和農民心態的雙重惡化展開，現實警示意義頗為濃鬱。該小說中，馬廟鎮地處邊遠，沒有自然資源，也沒有什麼工業基礎；但在一次招商引資中，張誌濤鎮長大力爭取到了一家大型化工廠來投資。為了征地建廠，張鎮長讓全鎮所有村長都到鎮裏去開項目落地生根動員會，並動員他們簽訂“生死狀”，保證完成征地工作。其中程莊村長程喜田因為張鎮長開了他一個玩笑，大為生氣，便沒有簽那份生死狀，因此成了全鎮的落後分子。程莊雖然被征了地，但卻沒有人被安排到化工廠去當工人。後來，程喜田想方設法要巴結張鎮長，試圖安排兒子程東升到工廠去當工人。一次碰巧偷聽到鎮長等人正在商量化工廠毒氣泄漏事件，鎮長還想向村民隱瞞事實，而程喜田情急之下告訴本村鄉親們撤離至安全地帶。然而，事件結束後，鄰近村落因為毒氣毒死了人而獲得巨額賠償金，引來了程莊村民的不滿和嫉妒，好事變成壞事。就連程東升的女朋友金菊也被她母親嫁給了獲得賠償金的鄰村男人。程喜田麵對這種事實真是欲哭無淚。隨後，張鎮長和化工廠廠長為了平息毒氣事件，請所有村長吃飯，還給他們送禮，再次讓他們簽生死狀。程喜田酒醉之後簽了生死狀，但畢竟良心未泯，酒醒後決定把錢退還給張鎮長。在看到化工廠再次招人時，程喜田試圖勸程莊的年輕人不要去，卻遭到他們的撕打，而張鎮長隻是袖手旁觀。
高汙染的化工廠轉移到馬廟鎮本是逐利而來，地方政府之所以要大力引進，也純粹是為了追求靚麗風光的GDP政績，但當地農民最直接的感受卻是鄉村生態的惡化。《生死狀》雖然沒有過多地書寫化工廠是如何導致鄉村生態的淪陷的，但粗粗幾筆也讓人觸目驚心。例如村民們抓住的那隻三條腿的青蛙，就是高汙染下的農村生態變異的明證。不過，村民們畢竟比較無知，習慣了空氣清新、流水潔淨，也就不知道它們的價值了，因此最初看到化工廠的大煙囪時，他們竟然像過節一樣高興。這真是前現代文明地區的人們因為缺乏知識對現代文明的最為浪漫的想象啊！然而，事實卻是殘酷，化工廠的高煙囪泄露的毒氣直接造成了馬廟鎮程莊附近幾個村落的許多人的非正常死亡。原本藍天白雲的鄉村生態被籠罩在無處不在的死亡陰影之下。化工廠的高額利潤，地方政府的GDP累積，村外村度假村的盛宴等光鮮事物的背後，伏藏著的就是鄉村的物種變異，生態的淪陷，村民的累累白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