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希哲：我近期讀了你的《春季裏那個百花香》《2012年冬天的愛情》，我認為這兩篇小說都不錯，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經典性的中篇小說，能談談這兩個中篇的創作過程嗎？
侯 波：《春季裏那個百花香》，是我在老家過年時，有三件事情觸動了我。一是我的一個本家，病得非常重，都不能出門了，但在過年之夜，卻參與賭博去了。好笑的是他根本沒力氣走到賭場去，他就讓自己兒子用三輪將自己拉到了賭博場。另一個是大年三十晚，我家裏突然撞進來幾個女人，她們言說是來送“福”的，但要我們跟著她們舉行一個儀式，我們當時就拒絕了。但在第二天我了解到，她們是來傳播邪教的，許多人都被蒙蔽了，都跟著她們舉行了儀式，信了她們的神，然後她們送他們七粒米吃，說吃了後神可以保證來年全年無災。第三個感觸就是正月裏村裏鬧秧歌，你村裏到我村裏，我村裏到你們村。但這些秧歌組織都是每個村的基督教組織的。這三件事引發了我一些思考，然後我就寫了《春季裏那個百花香》這個中篇小說。小說發表後，被轉載了許多次，後來收入到各種年選本，年度小說排行榜也收了，給自己帶來了一些聲譽。大家都認為，經濟發展與文化的不成比例，物質與精神的極大反差，正是當下農村最為真切也更為嚴峻的現實圖景。
《2012年冬天的愛情》，是2014年才發表的一篇小說，後來也被《中篇小說選刊》與《作品與爭鳴》轉載了。這篇小說的素材也來源於我的生活。有一次我回到小縣城，幾位朋友請喝酒，結果有一個朋友沒來，沒來的原因正是他那一段時間每晚都要悄悄地監視上訪人，怕他們偷偷離開村裏到北京去上訪。當時聽了這件事，我心裏有所觸動，後來就寫了這個中篇。但在怎麼把握這個題材上個人考慮了很長時間，後來構思時，把大學生村官加了進去，把我關於農村人的精神走向這個話題的探討加了進去。一對青年男女村官，監視有可能上訪的老鍾夫婦倆，他們盡管沒打算去上訪，但在監視者的眼裏，他們的一舉一動，都似乎要上訪，最後弄出了一場啼笑皆非的笑話。整個事件盡管是“烏龍”，但兩個年輕男女倒因為這場監視成就了一份愛情，小說頗具有一份黑色幽默的特質。
馮希哲：是的，我認為《2012年冬天的愛情》是一部非常好的小說，在深刻的隱喻性穿透後，藝術結構與敘述臻於美善，具有經典意義。老鍾夫婦多次上訪但沒有解決他們的問題，於是他們對現實失望了，轉而信仰基督教，這恰好與《百花香》有一脈相承之處，反映了社會轉型期鄉村傳統價值倫理淪陷，人們精神空虛之際集體意識上的迷茫和空虛。基督教讓老鍾夫婦放棄了上訪，幫小董完成了“政治任務”，還救了小董一命。老鍾夫妻在生活中無奈的現實麵前尋找不到精神寄托，由於意識的自我救贖需求，促使他們自發地在宗教裏感遇知音，良善沒有改變，隻是他們對現實的看法逆轉了。因此，在我看來，這篇小說的深刻之處就在於，中國社會曆史本來最穩固的民間心理結構之所以在嬗變中走向虛妄，其誘因不隻是精神淪陷這個維度，複雜的原因集中在整個社會秩序失範狀態，尤其是現實所提供的合理正常的價值係統坍塌，最終使社會心理結構發生深度變異，從而使這篇小說具有了深刻的社會學意義，應該說這是一篇可遇不可求的經典性小說。
侯 波：在今年九月份的小說研討會上，李星老師、周昌義老師也這麼說。
馮希哲：還有一個問題，你現在是《延安文學》主編，作為純文學雜誌的主編，你對雜誌的風格與追求有些什麼想法？
侯 波：我們當然和其他純文學雜誌一樣，希望能發好小說，好散文，好隨筆，借助《延安文學》這個平台推出更多的作家。但什麼樣的小說是好小說，每個人的認知卻是不一樣的。通過剛才的談話，你可能了解了我對小說的認識與追求了。我現在是《延安文學》雜誌主編，我們雜誌所發的小說也隻能是我個人認為的好小說。一是要有可讀性，小說是大眾化的，要讓大家能夠讀下去是第一位的。可讀性就是故事性，但小說又不僅僅是故事，要在故事中塑造人物，要讓人物立起來，傳達自己的思想、看法等等。二要接地氣，有生活氣息，故事及人物心理要經得起推敲，要有生活邏輯性，寫自己實實在在的生活，寫自己獨到的發現。三是要有暖意，就是俗話說的要有正能量，而不是挖空心思地編造故事來反映所謂的人性善惡。
有探索性的先鋒小說我們也發，但隻是參考性的，不是我們雜誌的主流。我們雜誌更多發的還是具有現實性、批判性的，關注弱勢群體的，有自己獨到思考的小說作品。
馮希哲：對了，還有一個問題，你作為一個已有自己風格的成熟的作家對青年寫作者有什麼好的建議。
侯 波：說不出什麼好的建議來，我認為寫作這東西沒什麼訣竅，每個人情況不一樣，所以每個人的頓悟以及寫作的經驗別人很難用得上。要我說，寫作最需要的是個人多讀、多寫，在多讀多寫中自然而然就琢磨出來了，就提高了寫作水平。在讀書上，我倒覺得與其博采眾長，不如狂熱地讀你自己喜歡的一個作家的作品，多讀幾遍，寫作就自然而然琢磨出頭頭道道了。
至於寫作，魯迅說得非常好，“有真意，去粉飾，少做作，不賣弄，”寫小說就要絕不故弄玄虛，絕不嘩眾取寵，也絕不油腔滑調，更不偽飾媚俗，自己寫自己的，不要想著走捷徑，讀者是非常聰明的，你耍弄點什麼小聰明讀者一下子就能感受得到的。
寫作需要想象力，但更需要的是腳踏實地的生活，用自己的眼睛，獨具慧眼地從自己生活中發現別人未發現的東西。
寫作就像一棵蘋果樹，要想結出色澤鮮豔、圓潤飽滿的果子來，就先得把根紮進泥土裏，這是一句俗話，當然也是一個永恒不變的大道理。
馮希哲：還有一個問題，你的作品中有一些方言，你不覺得方言的運用有過時之嫌嗎？會不會阻礙讀者的閱讀興趣？
侯 波：許多讀者也反映這個問題。但我有時用普通話沒法準確地把我的感覺寫出來。同樣的動作與語言用普通話表現覺得缺少一種表現力，缺少一種韻味，比如說，我們本地方言中關於“水”的形態就有十多種詞彙，但普通話中沒有這麼多詞彙，或者說至少是我不掌握普通話中的這麼多詞彙，所以在寫作時就隻能用部分方言來寫，為的是準確地把我的感受傳達給讀者。
馮希哲：我注意到了你關於寫作的一些說法，“作家憑的是個人的思想深度、生活積累和對生活的感悟能力”，“寫小說如同養娃娃，好娃娃需要的是好種子，好土地，漫長的孕育過程。”如此接地氣、有底氣的認識，使你能夠始終把寫作之根深紮在鄉土的泥壤中，汲取著最為鮮活的生活的養分。根深必然葉茂，葉茂源於根深。因而，你的植根於生活深處的小說寫作，總會開出新花，總能結出碩果，也是我們完全可以期待的，這一點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你認為你目前的小說有什麼缺陷與不足？
侯 波：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不足，但自己很可能難以發現自己的缺點。就像一個人，個性成熟以後，他個人認為自己所做的事都是有道理的，但這個道理符合不符合大家的共識，與其他傳統觀念衝突不衝突，有時往往是自己發現不了的。
馮希哲：我是一個評論家，說話素來不留情麵，當然我非常肯定你的小說與追求，但同時，我覺得你尚有三個問題需要自我反芻：
一是曆史觀問題。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必須具備清醒而前瞻的曆史觀。曆史觀是燈塔，可以照亮作家在叢林中的行走路線，以俯視和反觀的姿態對待曆史和當下諸多問題。模糊或者缺失的曆史觀，隻能匍匐在素材裏難以自覺，最終損傷文學精神的高度和穿透力。其二是價值取向問題。你的小說藝術上成熟有個標誌性的地方就在於能將創作主體隱藏起來，而不是跳在前台。但同時我也注意到你對人與事件敘述過程作為創作應持的價值取向並不是很明晰，這樣對文本的精神指向無形中造成了一定的削弱。第三是藝術風格問題。雖然你的小說語言敘述很純樸自然，有質感，但有時我覺得少了漢語本身的飛揚感和飄逸感，也因此有損於語言表達功能的整體美感。
侯 波：謝謝你的意見。你有你的看法，我也有我的道理，不過，我還是得謝謝你，敢於直言的人，就是朋友，我一直是這樣認為的，我也會認真考慮你的意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