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 波:馮教授,你的認識非常深刻。不過,我覺得不能因我寫了幾篇關於農村的小說就歸到鄉土作家行列。我個人認為我關注的不是某一塊地方,或者某些具體的人,而關注的是我們這個大時代當下所有人的精神世界。你說的小說反映鄉土這一塊,反映農村人的精神世界,這些也隻是我關注的一部分而已。另外像我其他一些中篇,比如《婚內婚外》《猜火車》《流火季》等等,顯然不是寫農村的,而是寫小城市人們的精神世界的。這些作品隻是沒有引起大家的普遍關注而已。關注當下人的精神走向,這是一個大概念,也是我最感興趣的,我也會一直關注下去。
之所以大家對我有鄉土作家的印象,可能是以為我寫鄉土題材的多一些,我對這一塊更熟悉一些。我老家在農村,現在村子人都富起來了,物質條件得到了改善,蓋了新房,買了車,但伴隨這種物質條件改善而來的是他們整天在幹些什麼呢?男人有錢了就賭博、勾引良家婦女、吸毒等等,女人打麻將、信耶穌,甚至信邪教的,人人生活得很空虛、無聊。精神很迷茫,道德滑坡,文明喪失,人們除了追求物質感官刺激以外,不知道還有什麼,這是很可怕的一種現象。這種現象是不是中國傳統文化下經濟發展的必然,是不是中國文化的劣根性的一個部分,我沒進行過仔細研究,但這個現象我想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如果長此發展下去,對於我們民族來說,是一種災難。作為一名有良知的作家,不關注這些我們還關注什麼呢?
2012年,我的中篇小說《春季裏那個百花香》被《小說選刊》頭題轉載了,在給《小說選刊》寫創作談時,我提到了“院牆”這個概念,我認為原來的中華傳統的一些文化道德觀念就是一道院牆,我這樣寫道:“當工業文明鋪天蓋地來時,首當其衝的是傳統鄉村的文化秩序。這種秩序就像農村中家家戶戶的院牆,可能是土築的石壘的磚砌的,盡管院牆不夠堅固,不夠高大,但有了這牆,家家晚上就能睡得安然,鼾聲四起。曾幾何時,院牆被撞塌了,於是圍繞牆的建與不建、什麼方式建、用什麼樣材質建就都成了大家議論的焦點。而院內人在舊牆已倒、新牆未立之時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亂了,他們缺乏安全感,焦慮不安,甚至有幾分迷茫,無可適從。”我的《春季裏那個百花香》《肉爛都在鍋裏》《貴人相助》,甚至包括《2012年冬天的愛情》正是寫出人們的這種無可適從感與迷茫感的。
這是一個大問題,一個作家,不,所有的新時期的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都應該探討這一係列問題產生的原因,以及如何重建鄉村或城市文化倫理道德,為我們的民族重新築起一道院牆來。
另外,我雖然不認為自己是一個鄉土作家,但還是想對鄉土寫作說幾句話。新時期以來,寫作,尤其是鄉土寫作,變得前所未有的困難。盡管充斥著我們視野的是大量的鄉村題材,然而真正觸摸到農民命運本質,以及鄉村發展現實的作品還是太少了。許多作品隻停留在表麵的恩怨悲歡,很難觸及到鄉村世界的內核。新世紀以來,農村問題伴隨著社會結構失衡,經濟發展失調,倫理道德失序,日益嚴峻。作為有擔當的作家,這些深層次的矛盾都是我們應該關注的,應該用我們的作品進行思考的。作為當下惡劣的精神活動的一種抵抗、補充和矯正。我們如今的社會,精神雖然遭受到傷害、困境,但還沒有到崩潰和絕望的地步,我們靈魂雖然迷失、變態,但還沒有到撕裂和瘋狂的地步。我們社會的富人越來越多,窮人越來越少,這更加凸顯了窮人的悲哀和我們對貧窮與底層的忽略。何況,窮人在如今依然是一個龐大的、觸目驚心的群體。我認為,憐憫仍然是作家的美德之一。在我們的社會變得越來越輕佻,越來越浮華,越來越麻痹,越來越虛偽,越來越忍耐,越來越不以為然,越來越矯揉造作,越來越王顧左右而言他的時候,總是需要一些作家,自覺或不自覺地承擔起某一部分平衡我們時代精神走向的責任,並且努力彌合和修複我們社會的裂痕,喚醒我們的良知和同情心。
馮希哲:你說的我完全同意,作家就應該直麵人生,直麵社會。你的小說的確在關注著鄉土中國社會的秩序重建,有一種文化反思的精神向度和哲學思考。從風格上來講,我注意到了,你在承繼陝西傳統經典性元素的鄉土敘事小說以外,你小說藝術上呈現的總體特點是,結構以審美傳統為基,注重故事性的敘述,情節經常出現“黑色幽默”式的成功穿插,在啟動故事本身的內在意蘊驅動之時,輔以明快的節奏和淳樸的文風,使文學表達的張力得以增強。正像一個評論家評論的,小說寫得輕鬆自如,貌似黑色幽默,但讀來令人悲涼,發人憤怒。
侯 波:一個人的寫作風格不僅和他的修養與學識與個性有關,還和地域文化相關,你說我小說寫的輕鬆,我覺得主要來自於我個人的性格。我在生活中是隨遇而安的一個人,老想活得輕鬆些,愛調侃,愛開玩笑。所以,小說中一般不寫沉重的事件,即使事件是沉重的,我在處理時,也要做到輕輕鬆鬆。之所以給大家感覺到“悲涼與憤怒”,我覺得主要來自於地域文化和我自己對小說的認識,你可以看一下,陝西的幾個大家,路遙、陳忠實、老賈的作品都是這樣的,追求作品的厚重感,有沉甸甸的分量。尤其是《白鹿原》與《平凡的世界》,這種表現就更突出。什麼地裏長什麼樹,什麼樹上開什麼花,我在追求厚重感這一方麵和陝西的這些作家是一脈相承的,也可以說,和文化底蘊有密切的關係。
在此,我尤其想提一下,我的老鄉路遙的《平凡的世界》,我是他的學生,我認為《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偉大的作品,是足可以與國外的《悲慘世界》《戰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等相媲美的一部小說。這部小說,質樸而又充滿了魅力,無疑是一部中國文學史上一部裏程碑式的小說,截至目前,它的巨大價值及意義還遠遠沒有發掘出來。
如何使作品具有厚重感?我認為最主要的要在小說中滲透作家的思想。 寫小說要有故事,但故事充其量隻是個載體,就像一輛架子車,車是什麼樣子不重要,重要的是車上拉的那些東西。拉的是什麼呢?就是作家的思想,我覺得一個作家與哲學家在根本上是相同的,作家不過是把自己的思想幻化成具體的形象而已,說來說去,都是在傳達一個人對這個世界的看法。偉大的作家都是站在思想前沿的,也都是思想家。路遙在八九十年代的時候,用《人生》《平凡的世界》來探討一代農村有才華的青年出路何在。《人生》中主人公高加林最後從城市又回到了農村,他沒有找到出路。說明了這不是高加林個人出了問題,而是社會製度出了問題。好的社會製度是一個平台,是能夠充分讓每個人發掘自己潛力的。這個小說當時引起了一代人的共鳴與轟動,它也預示著這個社會必須變革,如果不變革,就會埋沒人才,許多優秀的青年在這個社會裏都沒有出路,就會製約社會的發展。莫言的作品之所以成功,就是有他自己獨特思考的,他的代表作《蛙》其實在寫計生工作在某些程度上是對人性的一種踐踏。在大家都認為一些事物合情合理的時候,他提出了質疑。魯迅的偉大之處在於發現了我們傳統文化中的劣根性所在。而陳忠實在《白鹿原》中利用一個農民思想家的眼光來看曆史,於是就有了“翻鏊子”一說。這些作家萬變不離其宗的是他們都有自己獨特的價值觀與思想,也就是我通常說的,思想的深度決定作品的高度。要立誌成為一名作家,首先要站得高看得遠,要有自己獨特的價值觀。
前幾天,在一個研討會上,我提出了“青銅寫作”的概念。我說,我喜歡青銅,李賀有一首詩,“向前敲瘦骨,猶自帶銅聲”,我曾多年為此沉迷,後來刻了一方印章 “銅之韻”。我希望個人的寫作像青銅一樣,在外表看似溫潤的光澤下有一種硬邦邦的質地。一件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器,埋入地下上千年,今天發掘出來,是劍,我們仍能感受到它的鋒芒,是鼎,我們依然能感知到士大夫的奢華。
這就是青銅的本質,即使過上千年萬年,世事滄桑,歲月不再,但青銅依然是青銅,他當年鑄造時的信息還是能夠完整地給我們傳達出來,散發著不朽的魅力。但怎樣讓其成為青銅呢,就是要融入個人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