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輿論研究的一座高峰
媒介縱橫
作者：吳林紅
【摘 要】徐寶璜以“新聞學界最初的開山祖”而名垂史冊，他的新聞學思想一直是我國新聞理論研究繞不過去的一座高峰。但長期以來，學術界對徐寶璜的輿論研究極少關注和發掘，有意無意埋沒了許多寶貴的學術財富。本文試圖運用曆史的方法，在整體把握徐氏新聞理論框架的基礎上，簡要勾勒徐寶璜的輿論思想輪廓，嚐試為我國輿論研究續上從近代向現代轉型的關鍵一環。同時，徐寶璜的輿論思想在今天仍有不可磨滅的重要價值。
【關鍵詞】徐寶璜 輿論研究 新聞本位
在中國現代新聞史上，徐寶璜（1894-1930）這個名字是和“新聞教育第一位的大師”、“新聞學界最初的開山祖”（黃天鵬語）這樣的稱譽聯係在一起的。他的理論專著《新聞學》①被蔡元培稱為我國新聞界的“破天荒”之作。數十年來，徐寶璜的新聞學思想都是我國新聞理論研究繞不過去的一座高峰。可是，若論徐寶璜的輿論思想，專家學者關注的極少，相關研究更是寥若晨星。徐寶璜的輿論思想何以被人“淡忘”？筆者研究以為，這不是因為他的思想學術價值不大，而是因為有三大因素製約：首先，學術界的研究視野一直集中在《新聞學》上，而書中關於輿論問題的論述不成體係，同時對他陸續發表的學術論文研究不深，因此對其輿論思想缺乏全麵認識和正確評判；其次，關於徐寶璜輿論研究的文獻資料長期奇缺，他的重要論文《輿論之研究》塵封於故紙堆中，直到近年才重新整理刊印②，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徐寶璜唯一一篇輿論學研究專文；再次，我國輿論研究的曆史譜係長期沒有係統梳理，從近代輿論思想到現代輿論研究，曆史傳承和思想流變脈絡不清，湮滅了徐寶璜等人的思想光芒。筆者認為，隻有從我國輿論研究的曆史譜係入手，從整體上把握徐寶璜新聞理論的建構過程，才能更好地洞察他的輿論思想流變及其重要曆史價值，為我國輿論研究續上從近代向現代轉型的重要一環。
“新聞本位”原則下的輿論探究
民國初年，我國新聞界最大變化就是政黨報紙的蜂起。但是，隨著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的果實，北洋軍閥對輿論的鉗製變本加厲，對異己的報紙和報人殘酷鎮壓，政黨報紙麵臨“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必然命運。從世界範圍來看，“政論紙”讓位於“新聞紙”，已是大勢所趨。民國時代著名記者邵飄萍在《實際應用新聞學》中指出：“世界新聞事業之趨勢，基於‘以新聞（News）為本位’之原則，故外交記者（指專司采訪的記者——筆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勢，雖各國之程度不同，而進步之趨勢則一。”③這正是徐寶璜研究輿論問題的時代背景。
“新聞本位”的原則在徐寶璜的新聞理論中得到全麵體現。他在《新聞學》中提出，“新聞紙之職務”主要有六項，第一項便是“供給新聞”。“新聞紙者，最能常以關於各種問題之消息，供給社會者也。輿論之根據，實在其掌握中。”輿論之健全與否，與事實之正確及詳細與否，有極大關係。徐寶璜將輿論研究的基點置於“新聞本位”之下，與梁啟超等人從政治學視角闡述的輿論思想有了根本分野。正如陳力丹教授在《論中國新聞學的啟蒙和創立》中指出：“梁啟超代表了中國新聞學啟蒙時期的最高認識水平，他走到了從新聞學啟蒙到新聞學創立的邊緣，但一步之差的距離，他始終沒有跨過去”④。而徐寶璜對於梁啟超等人的理論突破，可視為中國新聞學研究從近代向現代的重要轉折，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在徐寶璜《新聞學》理論框架中，“新聞紙之職務”與輿論直接相關的還有兩項，分別是“代表輿論”、“創造輿論”。從字麵上看，這與梁啟超等人的提法別無二致，但其內涵已截然不同。以“創造輿論”為例，這一概念雖然來自梁啟超等人“製造輿論”的思想，但徐寶璜提出“創造之方法有三”：一為登載真正之新聞，以為閱者判斷之根據；二為訪問專家或要人，而發表其談話；三為發表精確之社論，以喚起正常之輿論。這些都是新聞紙影響輿論的典型做法，與政黨報紙的立言鼓吹有天壤之別。但更值得關注的是，此後徐寶璜對學術觀點又有若幹重要修正，體現在《新聞紙之性質與價值》（1927年發表於《新聞學刊》）、《新聞紙與社會之需要》（1929年發表於《報學雜誌》）、《新聞事業之將來》（1929年發表於《報學雜誌》）等論文中。至此，徐寶璜完全擺脫了梁啟超等人的思想藩籬，真正步入了現代新聞學和輿論學研究的堂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