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公共性的輿論內涵
重新發現《輿論之研究》，對於深入發掘徐寶璜輿論思想的演變，具有極其重要的學術價值。這篇論文最早發表在1920年10月《北京大學月刊》第1卷第7期上，全文共分四個部分，分別闡述了輿論之定義、輿論發達之要件、創造輿論之方法、輿論之能力。“輿論二字，常傳諸人口，見諸報章，然鮮有考其意義者。璜因與新聞學研究會諸君，以此為議題而開二度之討論。茲將所得之結果，分項敘述於下。”可見，這篇論文不僅代表了徐寶璜本人的研究成果，而且集中了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同仁的集體智慧。
“輿論者，在社會上占多數之關於公共問題之自由的意見也。”徐寶璜指出，輿論首先是一種意見，“至此意見之發生，有時為幾經考慮之結果，亦有時激於一時之感情”；其二，成為輿論的意見必須是自由的意見，“故必人民有發表意見之自由，然後有真正之輿論，否則偽造者耳”；其三，輿論評判的事實必須“關於公共問題”，“或雖為私人之行動，然影響於社會者甚大，方能成為輿論”，“在民智不發達之時，公共問題，僅為政治問題。及民智既進，則種種社會問題如婦女問題，勞動問題，亦皆成公共問題矣”；其四，輿論表達的自由意見必須在社會上占多數。上述對輿論的定義及分析，即使今天看來，也是比較精當的。尤其可貴的是，徐寶璜“關於公共問題”的論述，指出了現代輿論的重要特質：公共性。這是理論上的重大進步。
有學者指出，將西方“公共”概念與輿論研究相結合大約始於辛亥革命時期，早在1909年胡漢民就在其論述中提到了輿論的公共性質，不過胡漢民沒有象徐寶璜這樣對輿論的公共性質展開深刻論述。而繼徐寶璜之後，邵飄萍、任白濤、戈公振等人在著作中也將“公共性”的概念引入新聞學研究，使之成為中國現代輿論研究的重要範疇。這其中，徐寶璜的理論貢獻不容忽視。
走向理性的輿論功能觀
從梁啟超呼籲變法到徐寶璜學術研究的年代，知識精英對輿論往往抱有盲目誇大的看法。特別是梁啟超的觀點風行天下：“輿論者，天地間最大之勢力，未有能禦者也”，“故報館者，能納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滅一切”⑤，等等。這在徐寶璜的思想中也有一定體現，他多次引述梁啟超的觀點，並且說：“餘惟新聞紙者，近代文明中勢力最雄偉之物也”⑥。徐寶璜對輿論的巨大作用始終懷著一顆敬畏之心。但作為富有科學精神的現代學者，他從社會實踐到理論研究，對輿論的功能逐漸有了較為理性的科學認識。
在《輿論之研究》一文中，徐寶璜對“輿論之能力”作了探討。他認為，輿論能力的大小，可以分兩層來看，一是就數字而言，組成輿論的人數越多，輿論的能力也就越大；二是就性質而言，“則輿論破壞之能力大，建設之能力小”。徐寶璜從當時曆史經驗中發現，如果輿論反對一件事情，這件事情往往就會失敗，如袁世凱稱帝、張勳複辟等均因輿論反對而告失敗；而如果輿論鼓吹一件事情，其效果並不理想，如輿論呼喚政治清明、實業發達等，在社會上收效甚微。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徐寶璜分析認為：“反對一事之成立，隻需停止其事之進行即得，手續較為簡單。至於建設之目的，則欲一事之實現，手續至為繁複，而所需之時日亦必較為長久。中間因經濟人力之關係，或因時過境遷，遂往往不能得圓滿之結果矣。”這種冷靜思考與科學分析值得充分肯定。與梁啟超等人相比，他以現代學術觀點係統研究輿論問題，在我國輿論研究史上具有裏程碑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