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義務的“書報代辦部”，贏得大眾的支持
如果說讀者來信是其走大眾路線，為人民服務的一個例子，《生活》周刊1930年9月創辦的“書報代辦部”，則是又一個強力的佐證。“書報代辦部”，專門處理讀者委托代辦的各種事情。“除了代購書報以外，還要代購衣料、鞋子等物品、甚至帶找律師、醫生、旅館等等。這個代辦部的工作都是義務的，用特殊批發折扣的一些收入進行開銷。”⑤這樣的一個部門，更是拉近了讀者和《生活》周刊的距離，使得《生活》周刊在社會上為人所熟知。這樣的報人怎不受到人們的尊敬，他們所出版的刊物受到爭相查閱。
後來開辦生活書店，也本著竭誠服務大眾的原則。生活書店在1932年上海開辦，經過十二三年的發展，增加到布滿全國55家。鄒韜奮在總結生活書店白手起家的發展過程時說：“廣大讀者是支持我們的，一訂就是一年。知道《生活》被國民黨被迫停刊，都來信說：‘不要你們退款。你們什麼時候重新出，我們什麼時候再寄錢向你們重新訂’這樣。生活書店就越來越大了。所以，生活書店應該是屬於人民的！”⑥，生活書店若脫離了人民大眾，就不會出現這樣的追隨者。
二、獨立辦報，追求言論自由
1、辦報做到經濟獨立，不偏不倚報道事實
鄒韜奮生前未加入任何黨派，堅持獨立辦刊，追求言論自由。欲求言論獨立，則必須求得經濟獨立。戈公振在《中國報學史》中對“營業時期”的報紙有幾句很痛快的話：夫自常理言之，報紙經濟不獨立，則言論罕難公而無私，但近觀此種商業之報紙則不然，依違兩可，毫無生氣，其指導輿論之精神，殆浸失矣。⑦
鄒韜奮在創辦報刊中，始終把這一點銘記於心。1931年《生活》周刊揭露交通部長王伯群貪汙交通建築費造洋房納小妾的醜行。王伯群得知後，派人拿著十萬巨款以資助的方式希望能不登這篇報道，結果遭到鄒韜奮拒絕。《生活》走大眾路線，嚴把質量關，具有一定公信力。同時，采取靈活的經營方式，以廣告養刊物。在《生活》周刊上刊登的廣告，是有要求的。“廣告國貨，廣告書籍；花柳病不登，滑頭醫生不等，招搖不實不登，妨礙道德不登。”⑧同時采取一些靈活的形式表現廣告，使得廣告主樂於找《生活》周刊，廣告成了一個重要經濟來源。想法設法的擴大訂閱量如凡一人訂滿五份的，訂者即可享受贈閱一年的優惠方法，又或者對新訂閱者增加服務吸引廣大讀者，使得訂戶越來越多。最後《生活》周刊不僅得以生存下來還獲得了盈餘。
在他創辦其他刊物的時候，也可以看出辦報保持經濟上的獨立是其堅持的重要原則。1936鄒韜奮在香港創辦《生活日報》時，曾遭遇經濟上的窘境，他曾戲稱為“貧民窟裏的報館”。但就是選擇在貧民窟裏辦報，他也不願接受黨派的援助，廣東軍閥陳濟棠曾特地派副官接他去廣州一談，事後要送他三千元，他予以謝絕。
2、不畏強權，爭取言論自由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國民黨政府仍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引起全國人民的不滿。針對蔣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怒斥“這種不抵抗主義”就是“極端無恥主義”。特別強調：“全國上下，應一致對外，無論何派，到了這個危機存亡的時刻，如再圖私利，鬧私見，而有妨礙一致團結對外的舉動，我們全體國民應群體反抗。”⑨《生活》周刊從這改變了方向，關心和議論起國家民族的大事，《生活》周刊成了宣傳抗日救國的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