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文人論政”，是張季鸞發表社評，抨擊時政的利器
在新記《大公報》的前兩年,張季鴛在社評中信守了“四不”方針，按照“文人論政”的意願發表言論，他曾撰寫的“三罵”社評曆來為人稱道。一罵是吳佩孚（《跌霸》，1926年12月4日），文中說:“吳氏之為人，一言以蔽之,日有氣力而無知識，今則並力無之，但有氣耳。”二罵汪精衛（《嗚呼領袖之罪惡》，1927年11月4日），文章斥責汪精衛“特以‘好為人上’之故，可以舉國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財產，以殉其變化無常目標不定之領袖欲。”三罵蔣介石,（《蔣介石之人生觀》，1927年12月2日），諷刺蔣介石和針對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婚姻，以犀利尖銳的筆鋒指出“蔣氏人生觀之謬誤”，“兵士殉生，將帥談愛，人生不平，至此極”。
張季鸞的“三罵”社論言簡意賅,酣暢淋漓，令讀者拍手稱快。但後來幾年隨著張季鸞與蔣介石的私交加深，他已無法絕對堅守“四不方針”,這也導致了《大公報》遭到後世“小罵幫大忙”的詬病。但無疑“文人論政”是思想，也是武器，張季鸞通過《大公報》社評揭露社會黑暗，抵製日本暴行，斥責不法不公的行為，對抨擊時政大有裨益。
結語
新記《大公報》的續刊是其自1926年1月停刊之後的涅槃重生，吳鼎昌、胡政之和張季鸞三位致力於報業的人將《大公報》在“四不方針”的指導原則下開創出新的局麵，無論是題材、寫作原則和寫作特色都產生了具有時代性的新變化，這使得新記《大公報》的社評除了更加符合現代新聞的標準，也與當時的社會曆史環境密切關聯，與國計民生休戚相關。1926年至1928年間的《大公報》社評既體現了中國職業報人獨立意識的覺醒，也體現出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和參與意識，而他們“文人論政”的辦報思想也已經拋棄了前人“清議”的方式，逐漸向新聞本體回歸，由於受西方資產階級新聞思想的影響，張季鸞等人的“文人論政”思想中還顯現出了獨立、自由、服務的意識。這些既是新記《大公報》社評的特色，也是新記《大公報》在初創兩年間就取得飛躍的實質原因。
參考文獻
①方漢奇：《〈大公報〉百年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177
②鍾雪豔，《〈大公報〉輿論建構途徑研究（1925-1932）》，江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26
③王潤澤：《張季鸞與〈大公報〉》，中華書局，2008L:147
（作者：四川大學文新學院2010級新聞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責編：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