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網絡輿論監督主體太過情緒化，缺乏引導作用。由於網絡的虛擬性和匿名性，網民所發表的言論往往缺乏獨立的思考和判斷，很難去詳細地對事件進行調查和求證。而針對一些不同的意見展開謾罵、攻擊等過激的行為，形成“一窩風”態勢，網民紛紛轉發微博或者頂貼，使得正常的網絡輿論監督變得扭曲，錯誤地引導輿論。2010年3月17日，《中國經濟時報》的一篇名為《山西疫苗亂象調查：近百名兒童注射後或死或殘》的報道，引出了此後驚動全國的“山西疫苗事件”。但這時的網絡媒體並沒有及時回應公眾對疫苗的疑慮，而是一哄而上去揭露所謂事情的真相，原本是揭露假疫苗的問題，卻因為網絡的快速影響力和全民性，媒體盲目跟風，缺乏自己的思考與判斷，沒有作為媒體應該所具有的解釋和引導功能，使得人們的注意力很快轉移到對假疫苗的恐懼上，一些網民更是情緒用事，被偏激的觀點所感染，悲哀的是單純的“揭露真相”最後卻把公眾推向了政府的對立麵，問題沒有解決，卻還損害了公眾和國家的利益。這樣看來，雖然事情發生，網民、媒體將心中的意見一吐為快，似乎快意恩仇，可最後傷害的還是公眾的整體利益。④
第三，網絡輿論監督的不正常行為。因為網絡的強大，參與人數之多，範圍之廣泛性，網民通過“人肉搜索”、曝光隱私等非正常行為來打壓被監督對象。2010年2月網友曝光的某煙草局局長“香豔日記”，雖然揭露了一名腐敗官員，可是網友蜂擁而至，實行“人肉搜索”,很多網友帶著窺視心理，大肆爆料當事人的個人信息和生活細節，發泄個人感情，言論甚至帶有攻擊性，早已超出正常輿論監督的範圍，嚴重侵犯了幾名當事人的隱私和名譽。⑤
也正因為如此，有人指出網絡是把“雙刃劍”，既推動著文明的進步，也傳播著不良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公眾的利益。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孫柏英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網絡的大眾化和匿名性，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民主，毫無疑問將促進公民對政府的監督，促進社會良性發展，但也正是由於其匿名性的特點，使得一些人發言不負責任，“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善意的，但不排除有些人出於個人目的，在網上發表不實言論，而經網絡迅速傳播後，會形成很壞的影響。”孫柏英認為，網絡輿論消極的一麵應當引起重視，要防範不良信息迅速傳播可能引發的社會問題。“老百姓有時候是盲動的，不是每個人都有辨別力，一些聳人聽聞的信息特別容易鼓動人們，會導致社會傳染效應，在問題澄清前已經形成嚴重問題，再想改變就很難了。”⑥
雖然如此，人們對於網絡輿論監督還是寄予厚望。展江教授就認為，“盡管互聯網魚龍混雜，但不能因此抹殺它的貢獻和功勞，如今網絡已經成為非常重要、不可替代的新聞來源和最早的黑幕揭發者。如果沒有網絡，不知有多少礦難難見天日，不知有多少食品安全事件繼續被忽視。所以，我們要感謝互聯網，而對存在的問題，則需要通過法治和公民教育來加以解決。”⑦
網絡媒體輿論監督的優勢越來越被政府所重視，被公眾所利用。但隨著網絡媒體的快速發展，它的缺點也暴露得更加明顯。這就需要穩重的傳統媒體利用自己地優勢，迅速地支援和努力地跟進，兩者取長補短，相互合作，“雙劍合璧”才能形成更高的輿論質量。
隨著科技的大發展，互聯網技術深入到普通公眾，網絡輿論監督功能也日益引起政府和社會的重視。隨著社會的進步，網絡輿論監督也會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將為我國的輿論監督事業增添更加強大的力量。
參考文獻
①⑤⑥展江，《新世紀的輿論監督》，《青年記者》，2007（8）
②韓敏敏，《中國報刊與公共領域的構建》，《青年記者》，2010（9）
③④賈榮榮、蔣京蘭，《新聞輿論監督的方式選擇》，《青年記者》，2010（8）
⑦吳龍貴，《從韓鋒日記門看網絡輿論監督》，《佛山日報》，2010-3
（作者：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2010級研究生）
責編：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