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哈貝馬斯提出的公共領域也為公民新聞的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哈貝馬斯在其論文《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對公共領域下了定義，“所謂‘公共領域’，我們首先意指我們的社會生活的一個領域，在這個領域中，像公共意見這樣的事物能夠形成。公共領域的一部分由各種對話構成，這些對話中，作為私人的人們來到一起，形成了公眾。”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是指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在公民社會的基礎上由私人聚集而成的領域，在這個領域中，各種意見無拘無束的公開碰撞和交流，最終能有效影響公共決策。公共領域概念強調的是“給公眾一種形成輿論的手段”或“公共事務的討論空間”，它是一個社會健全發展的必然要素。④可以說，西方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公民社會是公民新聞生長的肥沃土壤，公共領域為公民新聞提供了討論的空間，而公民新聞同時也在不斷建構著新的公共領域，二者相互促進，共同推動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
三、公民新聞及中國式的網絡表達熱
當西方的公民新聞發展得如火如荼時，21世紀初，我國學者蔡雯首次將公民新聞引入國內。但與西方的公民新聞相比，雖然技術層麵發展迅速，但如今的中國還沒有孕育公民新聞的土壤，沒有形成公民社會的前提條件，“公民新聞”是建立在言論自由權利得到保障的基礎上的，顯然中國目前還不具有這樣的製度環境。⑤
反觀今天中國的網絡參與的熱潮，我們不得不反思這其中的諸多問題。公民新聞的基礎是傳播技術的支持，毋庸置疑，中國在傳播技術上發展迅速，同時基於龐大的網絡用戶，在新聞事件發生時，同樣也能產生強大的輿論場。在此過程中，受眾參與事件的發生、發展，與西方的理智參與不同，中國式參與更多的表現為個人觀點的表達和情感的宣泄。以“錢雲會之死”為例，盡管當地政府召開新聞發布會，將事件定性為一般交通事故，但結果卻沒有得到輿論的認可。網民在全國多個論壇和微博發布與警方截然不同的觀點，圍繞“錢雲會之死”的眾多疑點，不懈追問，最終該事件通過網絡演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公共事件。這其中雖然展現了中國公眾對於新聞事件關注的熱情，但是在巨大的“先站立場”而忽略真相的情況下我們很難從中找到理性和責任的蹤影。因此，我們必須在傳媒市場化與社會轉型的背景下，探討“公民新聞”在我國的發展。
結語
總之，美國的公民新聞延續著美國媒介對社會責任理論的承諾。而我們現在所能做的是呼籲一種責任意識，不僅是媒體的社會責任，也包括公民的責任。從媒體的角度來說，應不斷提升其作為報道組織的主體意識，為公眾提供更真實、更公正的新聞和評論，在黨政和市場的雙重製約下開辟出一個有利於公共領域成長的空間；從公民的角度來說，在紛繁複雜的假相和真相的交鋒中，養成冷靜理性的習慣，傾向於探究實質而非為情緒所掌控，首先讓自己成為真正的“公民”，再來審慎地看待我們周圍的世界。
參考文獻
①李子路、黃馨茹，《對微博時代公民新聞傳播的思考》[J].《今傳媒》,2011（4）
②張青，《公共輿論、公共新聞和公眾公民意識的培養》[J].《社會科學論壇》，2011（3）
③劉茂華、張秋鳴，《公民新聞傳播的現實價值》[J].《新聞前哨》，2011（2）
④範東升，《公民新聞的興起和啟示》[J].《國際新聞界》，2006（1）
⑤李曉菲、李傳平，《論公民新聞對社會責任論的推進和發展》[J].《新聞傳播》，2008（10）
（作者：均為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2011級研究生）
責編：姚少寶
實習編輯：李小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