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他們原都有淑世的理想，都是謙謙君子，也都溫良恭儉讓；但是，正因為他們的循規蹈矩，故而昏聵，故而被踏殺，故而被物化。他們缺乏叛骨，他們沒有反抗的能量，他們甚至連該避的都未必能避。
孔子 其實一身反骨
但是，孔子不然。
孔子和後世儒者很是不同。他抗議能量飽滿，他“信而好古”，這“好古”當然“不懷好意”，是拿來針砭，甚至是對抗當代的。他又頗似革命誌士，那回在齊國聽聞韶樂，喚起他心中“鳳凰鳴於岐山”那禮樂治世的憧憬想望，久久不能自已，於是，“三月不知肉味”，壯懷激烈以至於斯。他見微知著，因而“臨河不濟”；他知機識機，苗頭才一不對，該閃就閃，該避就避，“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這當然不是滑頭，隻是心頭明白。他對魯國情感很深，但又不耽溺其中；真沒機緣，他雖稍有遲疑，但也不甚掛礙地就奔走他鄉，周遊列國去了；在異地聞得齊國出兵，魯有被滅之虞，他隻問眾弟子孰人去救，似乎也不打算親自出馬，更無不惜殉國之念；他一點都不像後來楚國的屈原。屈原沒有孔子的清朗，也沒有孔子的明白，故而被所謂“愛國心”給鎮魘住了；屈原善良，然多憂思，他打不開局麵，路越走越窄，最後，他把自己給困死了。事實上，後世儒者盡管聲稱聖人門下，自詡孔子之徒，但他們不似孔子，他們多似屈原，好像受了許多委屈。屈原是缺乏反骨的。
孔子一身反骨，隻不過是藏在他的溫良恭儉讓中罷了；孔子也說反話，還常消遣學生，結果老被學生質疑，還常被“吐槽”，子路當然是個中佼佼者；老子有雲，反者道之動，孔氏門庭正因有此風光，所以興旺。孔子的溫良恭儉讓是顯，他的反骨是隱；這當然不是孔子虛偽，而是他氣象萬千；孔子的蘊藉是顯，激烈是隱；他的和悅之氣是顯，殺伐之氣則甚隱；正因有顯有隱而又能相生相成，故而孔子的世界水深浪闊，蓄得了魚龍。
孔子門下魚龍眾多，號稱三千，但重點不在於這量多，甚至也不在於質高，孔門之所以深闊，是在於他那幾位高徒的個個精神、色色鮮明。且看他前期三大門人——大家都極熟悉的顏回、子路、子貢，一個靜默澄澈宛若高僧，一個慷慨豪邁直似俠客，一個聰敏通達遊走政商，三人均非一般，個個不可小覷，但又大相徑庭，彼此涇渭分明；然而，這三種截然有異的鮮亮人格，卻又能在仲尼門下齊聚一堂，笑語吟吟，且又長期追隨（更別說子貢三年不足再行加碼一倍的廬墓之事了），實在讓後人很好奇這老師是何等的格局與器識。
被誤會的總是孔子
孔子之後，所謂儒家，就再也沒出現這種繁盛景況了。你看孟子，他滔滔不絕，長篇大論；學生似乎隻負責提問，接著聽他教訓，除此之外，好像別無餘事；眾弟子個個相貌模糊，後世再有想象力之人，似乎都想不起萬章、公孫醜究竟是何等麵目。而後，到了宋儒，老師越會說理，學生越是畢恭畢敬；先生威嚴赫赫，弟子屏氣凝神，於是，才有“程門立雪”的“佳話”；這當然可敬，但是，完全沒有風光，離昔日孔門的氣象萬千，實在迢迢遠矣。
孔子門庭那魚躍龍騰之勝景，後世最可見者，不在儒門，反倒是在禪門師徒之間，與那打天下的王者及幕下豪傑之中。殘唐五代，天下大亂、生靈塗炭，偏偏那群禪僧有誌氣，他們殺氣騰騰，嗬佛罵祖，師徒之間，棒喝交加，不避忌諱，於是法門多龍象，個個鮮烈無比；而那王者，誌在天下，不論是劉邦，抑或瓦崗寨群雄，他們招得來四方豪傑，又可與天下萬民相聞問。這與天下萬民之相聞問，好比孔子之於長沮、桀溺以及荷蓧丈人，彼此雖不同調，但都有個愛惜之心；又好比那莊子，雖對孔子頗多調侃，但他是歡喜孔子、也明白孔子心意的，你看他的《天下篇》寫得多好。
阿城曾經說道，“將孔子與曆代儒者擺在一起，被誤會的總是孔子。”誠然，誠然也。正因如此，當清末以來，那一群飽讀詩書、規形矩步的儒者，麵臨西方威脅，其昏聵無能、應對無方，使得五四群賢激憤地喊出“打倒孔家店”，這聲音雖然清亮可喜，但終究仍是有些喊錯了。後代儒者，當然可議之處甚多；但若是把孔子一並都給拉倒，那就可惜了！近代士人，不論批儒擁儒，似乎都有些把孔子給搞混了；解鈴還須係鈴人，有心之士不妨先謝過五四群賢，（謝他們的“破”，有破才有立啊！）再跨越兩千年來儒者的牽扯不清，試著與孔子素麵相見，或許我們可以重新看到，那個沒被誤會的孔子。
（選自台灣2010年1月25日《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