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隨著上世紀90年代末基礎設施建設的大規模展開，中國基礎設施水平已經躍居世界前列，例如高速公路總裏程在2008年就已經突破6萬公裏，位居世界第二；鐵路營業裏程達7.9萬公裏。以政府投資為主導的刺激政策，要尋求獲得類似於以往的外溢作用已經較為困難。同時，如果這種正外溢性作用不再明顯，則意味著相同的投資對經濟的拉動效果在減弱，由此產生的問題在於政府部門債務杠杆將易升難降，從數據上看，自2008年以來，政府部門債務占GDP比重由41%提高到53%。同時我們也不能忘記國企在政府投資中所承擔的角色，考慮到實體經濟中債務主要存在於國企部門，則企業部門債務占GDP比重從2008年的98%提高到目前的115%，可以認為是政府投資主導型政策所產生的後遺症之一。
其次，中國勞動力市場結構的轉變也不支持政府投資為主導的刺激性政策。從2008年起，中國開始接近劉易斯拐點，隨著勞動力人口占比的逐漸減少，勞動者在工資議價中的地位逐漸提升，這為實體經濟帶來成本上升的壓力。而政府主導型投資政策讓這種情況雪上加霜，如前所述，政府主導型投資政策由於對初級勞動力需求巨大，在富餘勞動力供給相對有限的情況下，加大了勞動力成本提升的速度與幅度，由此導致沿海許多製造業企業因無法承擔急劇上升的勞動力成本而不得不關門大吉。更為嚴重的是，政府投資為主導的刺激政策對資源的占用以及對實體經濟的擠出，導致大學畢業生等高級勞動力出現就業困難，這不得不說是對人才資源的一種浪費。
此外，在央行實施緊縮性貨幣政策條件下，政府主導型投資因占用大量資金，加劇市場無風險利率易升難降的困境，於是，政府投資工程，或者國企可以以相對低廉的價格獲取大量銀行貸款，而廣大實體製造業卻麵臨資金成本高昂，乃至無法獲得融資支持的境地。所以，2010年以來，中國緊貨幣寬財政的政策組合，實質上是對基建工程以及背後作為實施者的國企寬鬆貨幣，對除此以外的實體經濟加碼緊縮貨幣，能看到這點，對過去幾年出現“國進民退”的現象，也就不難理解了。
最後，政府投資主導的刺激政策所創造的需求缺乏可持續性，本質上是一種偽需求。中國政府主導的投資刺激政策大量集中於基建，乃至於現在的保障房等領域，這類領域的需求不可能無限增長，而供給方麵也難以進化，以創造出新的需求，一旦政府投資力度減弱，這種臨時性的需求將立馬消失。在政府投資正外部性不明顯，同時因為對勞動力和資金的占用，而對實體經濟產生擠出效應的情況下，經濟內生增長動力必然減弱。在此情況下，一旦投資所創造的需求效應減弱，乃至消失，則經濟增長疲態立現，這導致近幾年出現這樣一種怪圈：經濟增長越來越離不開政府投資拉動，但政府投資拉動對經濟增長的效果越來越弱。
目前，中國經濟又走到了關鍵的岔道口：“四萬億”刺激的後遺症仍然存在，實體經濟產能過剩，企業債務杠杆較高，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不足。從上半年情況看，政府似乎有意略微放鬆貨幣，同時，推出一些新的投資刺激政策。在此政策組合下，實體經濟無論是融資成本，還是雇傭成本都無法得到有效降低，這使得刺激政策對經濟的提振作用亦僅維持月餘，8月份各項經濟數據又全麵回落，例如，8月份 CPI指標同比增長2.0%，遠低於市場預期，而環比增幅更是創下2009年來的新低。從曆年情況推測，後續3個月CPI同比增長大概率低於2%，而10月份更可能低於1.5%。而反映中上遊企業景氣度的PPI同比增長-1.2%，環比增長-0.2%，弱於7月份的環比增長-0.1%，可以說經濟增長疲態又現。有鑒於此，筆者以為，我們應該盡早改弦易轍，推行寬貨幣與緊財政的政策組合。緊財政可以降低政府投資對實體經濟的擠出效應，防止政府部門杠杆繼續攀升。同時，寬貨幣有利於降低實體經濟資金成本，讓實體經濟中的各行各業能夠在一個平等的環境中自由競爭，由市場來決定何種產業、何種商業模式值得投資，並通過由市場投資產生的新供給，創造出可持續的真實需求，拉動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